——作为19世纪后几十年的改革推动者，在中国与西方两种文明之间，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所扮演的角色十分重要。

无论是研究新闻史，还是讨论现代性，王韬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这同他与友人合伙创办的《循环日报》大为有关，该报1874年2月创刊于香港，是早期国人自办报刊中最有分量的一份。

王韬是一位受过传统儒家教育的维新思想家和报刊政论家，也是一位追求中国现代性的呐喊者。作为19世纪后几十年的改革推动者，在中国与西方两种文明之间，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所扮演的角色十分重要。王韬的身上，明显呈现出一种传统与现代泾渭不明，纵横交错的复杂状态。他的思想中，既有对中国传统根深蒂固的坚持，又有对于西方事物最大限度上的开放，这也集中体现在王韬“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的政论宗旨上。这种复杂性，被美国学者柯文仔细记录并详加考察，还写成了一本《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革命》。

王韬本人，更是被林语堂称为“中国新闻报纸之父”。在担任主笔的十余年间，他在《循环日报》上发表八百余篇政论，他认为中国必须变法，兴办铁路、造船、纺织等工业以自强，进一步还应当进行政治、文化改革。《循环日报》也被认为是报刊宣传变法维新的先声。当然，准确一点来说，这些报纸的观点还只是与当时的洋务运动相契合，与洋务派倡导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价值追求和变革方式上是一致的。

王韬是通过报刊参与政治的第一位代表人物。在他的挥毫泼墨间，现代性被他诉诸笔端，经由报纸通达国人，仅《申报》就转载了近百篇，王一川直接评价他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体验西方世界的先行者，更是中国最早的集中、全面而系统地觉察到现代性问题的思想家”，但这种重要性却更多带有巧合的成分。1870年从欧洲游历回到香港的王韬几乎处于失业状态。他撰写的《普法战纪》如果不是得到港商冯明珊、陈桂士等人赏识和集资，几乎无法付印，中华印务总局也是在这种情况下完成组建的。解决了印刷设备，后来《循环日报》的创立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作为中华印务总局和《循环日报》的重要合伙人和主持人，主理《循环日报》成了王韬重要的谋生之道。王韬对主理《循环日报》这一新式传播媒介，并没有投入过多激情。王韬一直是《循环日报》名义上的正主笔和刊印人，但他却在1875年春，也就是办报大约一年后，就延聘洪士伟担任《循环日报》主笔，代理其主持《循环日报》笔政，自己只是做发稿前的定稿工作，仍旧专心从事著述和著作出版。他在致唐景星的信上说：“今岁日报一役，已延洪干甫茂才代为捉刀。拟以闲中岁月将生平著述略加编辑。”从中可以看出，王韬虽为新型的知识分子，但他的思想根基仍依附于传统价值，并没有意识到办报的政治意义，也没有理解到新式媒体的传播价值。更多的，他是将报纸作为一个“通上下”、“通内外”的工具。当然，这些认知对于封闭的中国来说，已经是一种超越时代的卓越见识。

尽管如此，王韬有限而被动的办报经历，却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富有开创意义的行为。他成功开创了报纸以社论取胜的风格，也改变了知识分子以传统方式追求影响的方式——即便不入仕途，也能成就大事。对此，柯文的一段话非常有见地，“从19世纪70年代初起，他有关‘洋务’的社论和著述得到同代人愈来愈多的承认。由于一些官吏开始征询他的建议，而中国年轻的改革者也将自己的作品送给他指正，他的社会价值感自然增加了。王韬作为记者和政论家而‘达’了，这样，他就从总体上对中国知识分子新的事业模式的形成，起到了推动作用。”

只不过，这些都是当时的王韬本人根本没有意识到的，他更没有意识到自己不自觉的办报行为，客观上为中国知识分子参与政治起到了示范作用，更开启了文人论政的报刊传统。在求变的时代背景下，办报是知识分子讨论社会发展和公共事务的方式，推动了政治理念走向城市与社会，成为广大普通民众能够感受的具体行为。

（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

编辑 张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