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国债从建立至今，从来没有发生过违约，可以说是世界国债史上的一个奇迹。英国国债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但显然也是十分难以复制的。

英国的国债本来就是为了给战争融资而发展起来的。光荣革命后国债制度建立，英国就介入了长达120多年的战争，国债积累越来越多，大卫·休谟就在1752年预测，英国将会在50年后也就是1800年左右被国债毁灭。

但历史演进证明，休谟预测的是错误的。当然，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英国国债累积到7亿镑，高达GDP的2.6倍，而在1767年，债务规模才1.3亿镑，是GDP的1.4倍。从北美独立战争到拿破仑战争，英国国债迎来历史上的最高峰。但是英国没有被国债摧毁。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英国确立了在欧洲的霸主地位，迎来了一百年的和平和繁荣。在这一百年的和平年月里，英国逐渐削减债务，债务规模不断下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1914年时，英国国债只是GDP的25％。

英国不但没有被债务摧毁，而且在与法国一百多年的争霸中，普遍认为是英国超强的举债能力，最终打败了人口、资源、综合国力远远强于英国的法国。因此，人们也把英国与法国的百年争霸战争，称为“信用战争”，也就是英国运用国家信用举债债务，为战争融资， 最终打败了国家信用远远不如英国的法国。那么，英国为什么能够成功地建立国债制度，取得信用战争的胜利呢？

一个常常被提及的原因是议会的担保。新制度经济学诺斯和温格斯特认为，英国王室通过建立立宪政体，让渡了部分权力，而这种权力让渡相当于向社会作出一种可信承诺，证明国王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出现赖账和食言的情形。光荣革命之前的英国国王为了给战争融资，经常要举借大量债务，但这样的债务往往因为国王的死亡或者国王的反复无常而违约，因此，国王的信用总是靠不住的。国王能够借到的债务也主要是短期债务，很少能够借到长期债务。而相对于长期债务，短期债务的偿债期限更短，出现违约的可能性更高，因而风险溢价更高，举债成本更高，偿债压力更大。相对于生命有限的国王，议会的“寿命”更为长久，议会作出的承诺比国王的承诺更为可信。当然，议会的承诺并不是空口承诺，而是以实实在在的税收为保证的。在国债制度建立后，每遇到大量举债的情形，英国议会都会允许开征专门的税收，以此作为偿还利息的保证。议会承诺和保证的国债，还有一个好处是，战争期间往往举借短期债务，而一旦战争结束，就可以立即进行债务整理，将短期债务转化为长期债务，低息续借。相比之下，君主制时期的法国，由于废除了三级会议，国家没有代议制机构，国王举债十分艰难，法国国王频繁赖债。在英法争霸的战争中，法国的举债规模远远低于英国，却因为举债成本很高，偿债压力并不比英国小，而且法国债信低，很难通过举债为战争有效融资。

议会的担保是英国国债公信力提高，举债成本降低，为战争大规模融资且从未违约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也有学者质疑，光荣革命后国债制度确立，但国债制度初建之时，议会进行了预算管理，这本来是提升国债公信力的必要条件，但实际上没有立即提升英国国债的公信力，英国国债的利率远远高于荷兰的公债利率，在进入汉诺威王朝的1714年，英国国债利率仍然高于荷兰公债利率一个百分点。因此，议会的保证并不必然带来债信的提高和利率的降低，国债的成功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研究者认为，重要原因在于债权人在议会获得了重要权力。荷兰的公债之所以信用极好因而利率极低，是因为在荷兰的议会中推动立法为公债提供担保的议员，本身就是国家的债权人，也就是说，是他们借钱给政府使用，是政府的债主。他们当然不希望政府违约，让自己的债权落空。在英国的议会，也存在这样的情况。光荣革命后英国议会出现了党派辉格党和托利党，辉格党中有很多是政府的债权人，政府的债权人主要与辉格党有关，所有金融资本的拥有者都是辉格党。政府主要债权人主要集中在伦敦，伦敦的商人和金融家是辉格党人，1715年后议会中更广泛的商业共同体主要是辉格党，被托利党攻击为“货币权益者”构成了辉格党的议会成员中虽然人数不多但非常重要的一批人。因此，大卫·斯塔萨维齐认为：英国能够以极低利率借款，是因为“政府的债权人获得了权力”，“只是在1715年辉格党对托利党的最后胜利之后，英国政府借款的利率才被最终锁定在荷兰政府通行的利率水平上”。

英国国债从建立至今，从来没有发生过违约，可以说是世界国债史上的一个奇迹。英国国债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但显然也是十分难以复制的。欧洲不少国家都在英国之前或之后创立了国债制度，而后来的亚洲（包括晚清时期的中国）、美洲、非洲等无不学习引进了国债制度，但很多国家的国债纯属饮鸩止渴，最终陷于债务泥潭不能自拔。因此，英国国债的成功经验，值得认真研究。（作者为财税学者）

编辑 赵偲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