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届深圳学术年会主题学术研讨会近日举行。图为新一批深圳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授牌仪式。

赵智奎：增强坚持系统观念的自觉性

“深圳学界、理论界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界，都要增强坚持系统观念的自觉性。”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原主任赵智奎在以“深圳经济特区40周年回顾与前瞻”为主题的第十二届深圳学术年会上表示。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中阐明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五个原则。其中第五项为“坚持系统观念。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办好发展安全两件大事，坚持全国一盘棋，更好发挥中央、地方和各方面积极性，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注重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实现发展质量、结构、规模、速度、效益、安全相统一。”

“《建议》中的这段话信息量很大，内容非常丰富，需要我们深入理解。”赵智奎表示，认识和把握系统观念，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解读。

从理论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包含着系统论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观、社会历史观、认识论等都体现着系统论思想。系统论的核心思想是系统的整体观念。任何系统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各个部分的机械组合或简单相加，系统的整体功能是各要素在孤立状态下所没有的。

从深圳的实践角度来看，深圳市委六届十五次全会对全面强化深圳“一核一带一区”主引擎作用作出部署，着力打造开放“大平台”、交通“大体系”、经贸“大网络”、湾区“大市场”，全面畅通产业循环、市场循环、经济社会循环，在深度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发展格局上走在前列、示范引领。这些重要的部署也是系统观念的体现。

因此，我们可以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得出如下几点认识：一、坚持系统观念和坚持辩证思维的关系；二、坚持系统观念和全国一盘棋的关系；三、坚持系统观念和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的关系；四、坚持系统观念和坚持提高中华民族理论思维能力的关系。

坚持系统观念，深圳作为先行示范区理当做出表率，走在全国前列。

金元浦：文创产业要走“头部经济”发展模式

“创意经济要考虑协调的问题、统筹的问题、系统的问题、跨界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所所长金元浦在以“深圳经济特区40周年回顾与前瞻”为主题的第十二届深圳学术年会上强调。

金元浦用“双线交错的发展态势”来形容中国的文化创意产业。一条线是与文化和旅游相关的大众化、普及化的实体产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例如山水实景演艺、乡村振兴、特色小镇、非遗、民宿等。另一条线是在高端、创意方面，主要是高质量升级换代带来的一大批新文创形态，这些形态与数字科技、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以及大视频相关。

他认为，数字科技形成的文化，是未来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已发展为一个多层次、大范围、新型、前沿、有特定内容的文化系统的分支。加快文化科技发展，是文化繁荣发展的必要支撑，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战略任务。当前，高新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 在多个层面影响和推动着文化的发展，提升和推动了文化发展业态、内容形式、传播手段、消费路径、“走出去”方式的优化与升级。

金元浦认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创产业发展要走“头部经济”发展模式，头部经济融汇了各个产业在发展中走向深入的形态。这种产业形态显示出了强劲的活力。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头部经济的发展模式是在5G背景下以高科技引领的创意文化融入其中的发展模式。以岭南文化为代表、以粤语文化圈为代表的大湾区，带来了发展共同性。其中，深圳在科创方面起引领作用，香港作为金融支撑，澳门的娱乐和游戏产业添彩，共同形成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头部经济。

深圳的未来发展应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的引领下，以5G为背景，以创意经济为总领，融合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经济、流量经济、共享经济和生态经济，形成科创型国际发展的高端形态。创意经济应当作为大湾区综合融汇大发展的头部经济来优先关照，应当成为跨界、跨地域、跨多种经济制度的创新性探索型经济形态。

安树伟：沿海三大城市群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

“沿海三大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应以高效治理为保障，通过动能转换、内引外联推动高端产业发展，提升经济社会发展效率，最终实现生态宜居、民生共享，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安树伟在以“深圳经济特区40周年回顾与前瞻”为主题的第十二届深圳学术年会主题学术研讨会上表示。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是实现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依托。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是我国发展相对成熟的城市群，它们不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辐射带动作用，更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

安树伟认为，沿海三大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重点有五个。其一，严格生态环境保护。一是要大力发展绿色产业，提升绿色发展水平。二是要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三是要加强社会宣传教育，增强社会组织、企业和居民等主体参与环境保护与治理的积极性，发挥多元主体合力作用，共同建设生态型城市群。

其二，构建高端现代产业体系。一是要拓展多样化的投融资方式，形成政府、银行、企业、民间资本等多方面互补的投融资渠道。二是创新环境，在知识社会环境下逐步培育开放的城市创新生态，形成支持创新、鼓励创新的良好氛围。三是加快发展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提高高端产业比重。

其三，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升社会治理能力。一是构建城市群内各城市之间多渠道、多层次的横向多边合作关系，破除城市群协同治理制度障碍，推动城市群内各领域治理体系的对接与合作。二是推动建立行业诚信体系，完善社会组织的法律体系、管理体系和内部治理体系，增强社会组织在城市群治理中的作用。三是完善市场监管机制，加强社会治理宣传，引导多元市场治理主体参与其中，积极拓宽市场治理主体参与城市群治理的渠道。

其四，推进高质量公共服务基本均等化。在教育、医疗方面，通过各城市间的高质量资源共享，推动城市群内核心城市优质教育、医疗资源以办分校（分院）、联合办学（办医）等形式向城市群外围地区转移，提升城市群外围地区的教育、医疗服务质量。在交通方面，进一步加密城市群内公共交通线路，完善城际交通，缩短通勤时间，打造快速交通圈。在文化方面，构建完善的城乡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在增加公共文化设施总量的同时，兼顾质量的提升，解决城市群内公共文化设施布局不均衡问题。

其五，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对于发展较为成熟的北京、天津、上海、杭州、南京、广州和深圳等城市，应以转型升级、功能提升为主，一方面要继续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集聚，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资源集聚区；另一方面要遵循市场规律，将附加值低的产业尽快向周边城市转移，为高端产业发展腾退空间。

安树伟还提出了推动沿海三大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对策：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建设开放高效政府和提高城市-区域治理能力。

刘胜：新兴技术产业创新网络协同发展面临巨大机遇

“新兴技术产业创新网络协同发展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重要趋势，弥合发展才能让有限且尚未集中的创新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研究员刘胜在以“深圳经济特区40周年回顾与前瞻”为主题的第十二届深圳学术年会主题学术研讨会上讲到。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出，布局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区域性创新高地，支持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形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刘胜认为，这给粤港澳大湾区新兴技术产业创新网络协同发展带来巨大机遇。

目前，大湾区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分别位于广州、深圳、惠州、东莞等城市，大科学装置集群存在空间分异，且在空间和学科关联上尚未形成集群效应。总体上看，大湾区城市的知识创新资源分布存在区域不平衡、不协调现象，特别是大湾区城市产业的原始创新或基础研究的协同发展潜力还有待释放。

刘胜认为，要让创新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用，需要“弥合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第一，实现要素资源有效流动，推动整体创新发展。第二，不断增加创新投入，刷新新兴技术产业创新的成果。第三，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各创新主体对资源有效整合。

具体而言，一是要增强大湾区城市新兴技术协同创新的创新目标子系统和资源配置子系统之间的匹配度，通过创新网络内部资源要素的合理流动和有机耦合，促进新兴技术产业创新网络整体协同度提升。

二是在新兴技术协同创新过程中，大湾区城市不仅要高度重视创新资源的投入，还应重视创新主体之间合作研发资源的整合，通过规范协同创新主体间的合作模式，加强各创新主体间深入合作，减少创新资源的重复投入和浪费，进而实现资源配置合理度的提升。

三是在新兴技术协同创新过程中，大湾区城市要兼顾新兴技术知识的流入与流出，以及对新兴技术知识进行消化吸收再创造，从而提升创新网络中知识转移的有效程度，提升整体协同创新程度。

四是以“国内国际双循环”助推大湾区城市新兴技术产业创新，整合全球创新资源、贯通产业链条、弥合发展差距，同时，全面促进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开展跨界研发合作和技术交流，构建开放、包容、和谐、有序的创新生态系统。

傅才武：以文化创新引领技术创新

“‘文化创新’作为概念并作为城市战略框架的提出，充分体现了深圳人的理论自觉和文化自信。”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傅才武在以“深圳经济特区40周年回顾与前瞻”为主题的第十二届深圳学术年会上表示。

经过40年的发展积聚，深圳科技、经济和文化领域开始从“主体跟跑”转向“主体并跑”，文化创新作为时代命题被摆到了深圳人的面前。在他看来，深圳文化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城市，主要在于其文化创新的特征，主要体现为：与历史性城市的路径依赖色彩不同的先锋型文化内质，与科技深度融合的智慧型文化形态，与产业融汇的力量型文化品质，以及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相嵌套的一体化文化生态系统。

傅才武分析，在国家赶超型现代化模式的压力下，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探路者的角色将会被进一步强化。“探路者”具有对发展方向和预期目标的强烈需求，这就要求深圳从技术创新支撑文化创新的“科技价值模式”，转向以文化创新引领技术创新的“人文价值模式”，以人文价值来规范和引领技术创新的方向，并为深圳的技术创新、产业创新和城市发展愿景建立起共识目标。

深圳文化建设相应地要从基础建设转向基础建设与人文社会科学建设、理论创新并重的第二个阶段。深圳未来需要本着“全球视野、时代精神、民族立场、深圳表达”的宗旨目标，特别是要借助当前“新文科”发展的历史性机遇，推动“深圳学派”建设。进入新时代，深圳承担了更高的使命：“回顾历史，作为文化积淀较为薄弱的年轻城市，过去40年来深圳文化发展实施的主要是一种‘追赶’战略。站在新的历史转折点上，面对‘示范’的新使命，深圳文化无疑需要‘超越’与‘引领’的眼光和努力。这既意味着继承，更意味着创新。”

杨军：加快核心短板技术研发，提升产业链位势

在以“深圳经济特区40周年回顾与前瞻”为主题的第十二届深圳学术年会学术名家讲座中，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杨军以《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特征及新冠疫情对其价值链重构影响分析与政策启示》为题作了主题演讲。

他讲到，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阻断了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处在全球生产体系核心地位的国家均成为疫情重灾区，这些国家的生产停滞会带来全球供应链断裂的风险。与此同时，疫情在世界范围内蔓延也会阻碍我国的产品进出口，从而对中国下游产业的发展构成挑战，特定行业面临着产业链加速外移的风险。如果中国企业能攻克技术难关、延长生产链，实现关键中间产品的进口替代，则可以化危为机，在全球产业链重塑的过程中占领制高点。

杨军认为，中国目前有一些产业是两端在外的。一是我们的一些核心部件需要从其他国家进口，如果他们疫情严重到无法生产，我们就会面临断供。二是中国的部件出口到其他国家，如果这些国家生产中断，我们的部件就可能断销。

他为此提出了几点政策建议：第一，加快核心短板技术研发，提升产业链位势。聚焦制约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短板，提高关键核心部件的研发强度和创新能力；加快海外高端人才认定与引进，出台优惠政策引进海外高端制造业，强化与海外科研机构和先进企业的科技合作；加强对基础科学和底层技术的大量、长期投入，摆脱关键技术的对外依赖。

第二，深化区域经济融合，积极拓展海外市场。积极寻找商机，主动承接美、欧和日韩供给中断所出现的全球市场机会和投资转移。全面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在WTO框架下促成新一轮多边自由贸易谈判的重启；积极推进中日韩FTA、10+3，RCEP等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围绕“一带一路”倡议，强化物流、市场和产业链建设，不断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与影响力。

第三，率先垂范，实施疫情期特别关税，以此带动全球共同减免关税、减少壁垒，确保全球产业链稳定。

第四，通过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布局国内国际两个生产、两个市场。一是继续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逐步将我国部分非核心生产环节转移出去，摆脱过度依赖“中国作为生产制造中心、欧美作为金融研发和消费中心”的传统国际循环模式。二是不仅处理好与发达国家之间争相拓展空间的“垂直竞争”关系，还要处理好与发展水平相当的发展中国家之间争相拓展空间的“水平竞争”关系。

消除国内产品、要素和投资壁垒，进一步降低国内各区域间的市场交易成本，加速国内产业区域价值链和产业集群布局、构建与融合。

最后，建立针对中小企业财税与科技支持政策，帮扶渡过难关，提升其竞争力和发展潜力。深入调研和分析中小企业受疫情影响而面对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问题，及时提供针对性的财政、金融等支持政策，协调进货和销售渠道，快速恢复正常生产。

熊哲文：以法治思维和方式推进综合改革试点落地见效

“处理好改革与法治之间的关系是新时代深圳经济特区建设的重要主题。改革与法治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两者相生相伴、相辅相成。”中共深圳市委党校《特区实践与理论》杂志社社长、总编辑熊哲文在以“深圳经济特区40周年回顾与前瞻”为主题的第十二届深圳学术年会主题学术研讨会上表示。

目前，深圳正根据《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以下简称《实施方案》）积极推进各项改革任务落地见效。在熊哲文看来，由于实施综合改革试点本身具有探索性、风险性和不确定性等改革特点，因此，综合授权改革试点必须依法推进，同时也要为深圳首批40条授权事项清单提供相应的法律制度供给。

他认为，40年来，深圳经济特区见证了“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也经历了转型升级的“阵痛”，如今的深圳正在探索一条技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标准国家化的长效发展之路，这既是打造现代经济体系的必由之路，更是“深圳速度”向“深圳质量”迈进的集中体现，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不仅可以消除各类隐性壁垒，畅通要素流动渠道，让各类要素自主有序流动，同时还能保障不同市场主体平等获取生产要素，充分激发创新活力，这对推动深圳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当务之急是要破除要素自由流动还存在的障碍，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其中如何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便是关键环节。市场应该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而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思维应该由“行政思维”转变为“法治思维”。法治思维就是通过掌握法律精神、法律原则、法律规范对各种问题和现象进行逻辑分析、判断和推理的过程，以此形成认识，并对相应问题给出决策和解决方案。首批40条授权事项清单中的“授权和委托用地审批权”“分类分步放开通信行业”等事项的内在逻辑就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政府自身建设，明晰政府职能与责任，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做到放活和管好的有机结合。

在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方面，《实施方案》提出多项重磅举措，熊哲文认为，这表明党和国家持续改善和优化营商环境的决心和意志，显现了以法治思维促进营商环境改善的思路和理念。不仅要按照《实施方案》的要求和授权事项清单，依法依规赋予深圳相应的管理权限。更重要的是，对深圳来说，要用足用好特区立法权，在构建法治化营商环境进程中展现更多先行先试的深圳举措。

在提供均等化公共服务方面，《实施方案》就民生服务供给体制、生态环境和城市空间治理体制提出多项要求和目标，熊哲文认为，以法治为基础的多元主体共同提供公共服务是新时代深圳社会治理的新要求。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各个环节都应在法律的规范下开展和运行，这样才能最终确保全体公民享有平等的公共权益。

编辑 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