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文的语境中，“风”是一个可虚可实，又虚实不定的概念。如果将历史的流变，世道人心的起伏看作是“风”，在今天历史学的视野中如何捕捉“风”，描述“风”，就有了不一样的阐释，也能衍生出富有趣味的实践。

上海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的《察势观风：近代中国的记忆、舆论与社会》，就是这样一本试图触摸“风”在历史时空中流动的著作。作者谭徐锋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这短短的几十年间，截取出七个片段。在乡居举人的日常见闻中，在“守旧”地方新式校园的绯闻风波中，在宦游者与地方人士事关尊严的保卫战中，在围绕文坛领袖生日庆典而起的层层有心或无意的涟漪中，捕捉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和政治种种变迁在不同角落里的投影。

《察势观风： 近代中国的记忆、舆论与社会》 谭徐锋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年5月版

比如，发生在1894年至1895年间的中日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的重大事件，甚至影响到了中国历史的后续走向。本书的第二章《天崩地解与感同身受》试图在时人的见闻和记忆中“重访”这场战事。通过不同的人充满个性化色彩的表达，我们发现面对这样一场改变国运的强风，各人的感受也是截然不同的。其中间杂着个体的经验和情感，也受制于信息传播手段和渠道的局限。

吴玉章与胡适关于战争失败的回忆中，交织着失去至亲的创伤体验。国难叠加家难，在国家危亡的紧张感中，多多少少掺杂着个人生活的苦痛，格外的深切而具体。而在蒋梦麟的回忆中，甲午之战则具象为小贩兜售的彩色画片。与事实相反，这套画片所描绘的，是起火下沉的日本舰船和戴着镣铐、关在笼中的日本俘虏。“纸上的胜仗”令小孩子们深信不疑。

更直观的，是山西举人刘大鹏与帝师翁同龢书写于同一时期的日记。

刘大鹏感受到的，是城乡居民皆贫穷，地方大小商人经营困难，“较前数年远甚”。为应付前线军事，就连山西的小县城中，也频繁有兵员调动。此外还有临时摊派与支差，令民生更加困顿。1895年是会试之年，对于传统读书人来说，这场考试本该是事业生涯中一个重要的节点。然而战争导致南北交通阻隔，“今科覆试举人……东南诸省皆不能来。”有意思的是，尽管战事已化为这样具体的压力传导至民间，士林及乡里仍弥漫着反对议和的声浪。

而翁同龢身在中枢，不仅能了解战事动态，也能了解朝中诸人的不同心态和第三方对战局、对朝廷的态度。这些信息，使他对战争前景的判断越来越悲观。他对和议之说不以为然，却对不断恶化的战事束手无策，陷入极深的焦虑与无措。

作者在《自叙》中，援引近代四川学者刘咸炘“察势观风”的史学观念，借以申明他写作此书的着眼点与着力点。刘咸炘认为，史学研究中“观事实之始末，入也。察风势之变迁，出也。先入而后出，由考据而生识也。”要了解历史，既需要进入历史的情境，以时人的视角去理解发生的事情，又要能抽离具体的事物，对历史的发展过程作整体的把握。书中的几个题目，大致都贯穿着对这一种史学观念的实践。

编辑 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