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深港“双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金融发展的重大创新，是我国经济发展实现新突破的必然要求。这种模式能更好地利用深港“双城”毗邻的区位优势和金融优势，最终实现深港“双城”金融业规则对接、模式对接、人才对接、技术对接、管理对接以及“双城”金融资本、金融产品、金融基础设施闭合循环系统的形成。

自2019年2月18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以来，面对“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种货币、三个关税区”的机遇与挑战，粤港澳大湾区推出一系列制度安排和创新举措，扎实推进金融市场互联互通。金融助力湾区发展、提升开放水平的功能定位更加明确。

推动深港金融市场共同发展势在必行。图为第十五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现场。 深圳特区报记者 吴铠峰 摄

一、建设深港“双城”国际金融中心的迫切性

所谓“双城”国际金融中心是指在区位上相邻的两个国际金融中心城市依托各自的金融优势和金融资源，借助区位优势和共同的金融基础设施，合作性地开展金融业务、推出新的金融产品，形成金融市场一体化以及新的国际金融产业集群的一种城市组织合作模式。“双城”国际金融中心能产生巨大的市场吸引力。从世界范围看，“双城”国际金融中心极具稀缺性。深港“双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金融发展的重大创新，是我国经济发展实现新突破的必然要求。这种模式能更好地利用深港“双城”毗邻的区位优势和金融优势，最终实现深港“双城”金融业规则对接、模式对接、人才对接、技术对接、管理对接以及“双城”金融资本、金融产品、金融基础设施闭合循环系统的形成。

防止经济“空心化”，高质量发展实体经济，深圳迫切需要金融系统的强力支持，单纯依靠传统的金融模式难以满足新形势的需要，深圳金融业急需实现新的突破。对于香港而言，传统的金融业边际发展速率已经下降，应通过与深圳合作，注入新的金融发展动力，发展新的金融业务。推动深港金融市场共同发展势在必行。

从提升金融业国际竞争力的角度看，在全球金融业竞争日趋加剧的背景下，在国际金融业格局固化的情况下，应充分发挥这种“双城”国际金融中心模式的优势，进一步提升深港两地国际金融业的核心竞争力。深港两大国际金融中心毗邻，而且均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有利于在金融业发展上形成合力，从而有效引导新的国际金融产业集群形成，吸引全球新的国际金融业务在深港两地汇聚。

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角度看，由世界实体经济中心到世界金融中心的形成是一个客观经济发展规律，也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近500年来，几乎所有世界强国都经历了由世界实体经济中心成长为世界金融中心的递进发展过程，比如荷兰、英国、美国、日本等。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需要更多的金融资源为实体经济服务，呼唤更具全球性竞争力的国际金融中心的诞生。扎实推进深港“双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有利于集聚全球性金融资源，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从服务人民币国际化的角度看，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与中国经济的发展规模以及对外开放水平不对称，人民币国际化是大势所趋。深港两地都是中国外向型经济发达的城市，深港“双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对于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具有先天优势。此外，国际资本流向正在发生新的变化，通过建设深港“双城”国际金融中心可以为国际资本提供新的机会，从而有利于吸引国际长期资本进入中国。

二、建设深港“双城”国际金融中心的条件逐步成熟

从国际金融发展史看，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主要有三类：一是拉动型，当一个国家以及一个城市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特别是当跨境经济活动的活跃度达到一个界限之后，对金融服务特别是跨境金融服务提出更高需求，而金融需求的扩大，会促使国际金融中心的出现和形成。二是附邻型，这类国际金融中心在全球的影响力相对较小，它主要依附富裕邻国的经济发展，通过为富裕邻国提供金融服务实现自身的金融发展；三是制度分割型，这类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主要依靠具有吸引力的金融税收优惠政策、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大量的金融高端人才。深圳属于拉动型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属于制度分割型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深港“双城”国际金融中心条件已日臻成熟。

深港金融业发达，具备建成“双城”国际金融中心的基础。香港的优势为其金融业发展相对较早，并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特别是在对接国际金融运行规则和法制方面具有优势。香港已成为全球最大的人民币离岸市场，全球70%以上的人民币结算交易发生在香港。香港也是世界各地投资者青睐的IPO市场，过去十年，港交所的IPO总市值排名世界前列。深圳金融业的优势在于依托强大的制造业，金融发展具有雄厚的实体经济基础，金融业已经具备一定规模。深圳拥有的金融机构数量、规模和密度居全国大中城市前列，拥有一些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头部金融企业，有的金融机构已经进入世界500强，深港通、债券通、跨境理财通等深港两地跨境金融业务合作有序推进，为进一步合作推出跨境金融业务提供了经验和基础。

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以及“双城三圈”建设为建立深港“双城”国际金融中心提供了契机。大湾区将实现区内市场高水平互联互通，各类资源要素高效便捷流动，区域协调性显著增强，区内金融基础设施得到逐步完善。大湾区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将得到有序推进，比如大湾区将逐步推动区内金融产品跨境交易，支持香港开发更多离岸人民币、大宗商品以及其他风险管理工具等。“双城三圈”建设将为建立深港“双城”国际金融中心提供重要环境。

三、建设深港“双城”国际金融中心的路径选择

第一，充分借助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术成果，建设深港“双城”金融科技中心。第四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以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技术成果日趋成熟，金融与科技的产业融合更加紧密。从伦敦、纽约和东京这三大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过程看，它们都分别利用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成果，将当时先进的技术运用于金融业基础设施的建设、新金融业务的推出等。深港两地在金融业以及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领域各具优势，应加速推进深港“双城”金融科技中心建设，充分借助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术成果、产业成果和集群成果，不断提高金融市场的运行效率和金融资本投入产出效益，持续推出新的金融业务。

第二，进一步扩大深港金融合作，加大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金融支持，打造强化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典范。金融发展存在三个循环，第一个为金融封闭循环，其结果是泡沫经济发展规模越来越大，形成的金融风险和不确定性越来越大；第二个为金融开放循环，金融资本流向实体经济，服务实体经济，为实体经济融资；第三个循环为实体经济的资本自我循环。金融发展的本质为金融与实体经济形成一个循环，即金融开放循环。金融发展最大的风险在于金融自我循环，即形成一个金融封闭循环。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现一种重要的经济现象，即泡沫经济与实体经济发生分离，两者各自独立循环。从历次工业革命的经验教训看，重大技术成果的发现、运用以及产业化需要金融的广泛支持。第四次工业革命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深港两地同为重要的研发中心，应从多层次、多方向为两地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领域提供金融支撑，尤其要加大深港两地证券交易所的合作。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为绿色革命、新能源革命，发展绿色经济、绿色能源是必然方向，要彻底摆脱对传统能源的过度依赖。深港两地应共同合作，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共同建设深港跨境碳交易市场。推出跨境碳交易品种。

第三，吸引更多全球性的头部金融机构入驻，同时大力发展深圳地方性金融机构，强化与香港金融机构合作，服务深港两地经济社会发展。国际金融中心的特点是拥有大量的全球性商业银行、基金公司、证券公司、信托公司和保险公司等。以纽约为例。全世界排名前25位的国际银行有一半以上总部设在纽约，全球排名前10的证券公司大多在纽约，美国排前10的保险公司一半在纽约。建设深港“双城”国际金融中心，应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吸引更多全球性的金融机构入驻，尤其是全球性的头部金融机构。此外，应做大做强做精深圳地方性金融机构，深圳经济发展质量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产业结构实现了高级化，未来经济进一步发展需要地方性金融机构提供动能。

第四，加速推动深港“双城”财富管理中心建设。随着深港两地高净值人群规模的不断扩大，财富管理需求越来越大，深港双城应加强财富管理方面的合作，加速推动双城财富管理中心建设。深港双城应顺应财富管理供需变化态势，发展具有深港跨境特色的资管业务，提供具有跨境特色的多元化资管产品。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后、管理学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