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暑将至，江门新会正午的气温达到36摄氏度。

南坦葵林里，杨兰看着男工友将一捆三四十斤的葵叶搭在肩上，走到货车旁传给梯子上的兄弟，再传到车顶。叶子抖落的细屑被汗水打湿，粘在他们赤裸的背上。

这些葵叶不久后会被运到广州，做成扫把。

葵林里的工人。

货车百米外的拐角处，农民模特聂泽伦身穿红衣，撑着小船，从水道的这头划到那头，再回到这头。岸上十几个影友举着单反，对准他按下快门。

聂泽伦是本地人，年轻时也在这片葵林里干过杨兰的活，现在他65岁，选择以一种更“优雅”的方式出现在这里。

来自外省的杨兰不关心这些，她只知道，这些年葵扇不见了，大家都买塑料扫把，钱不好挣了。

模特

周末的早晨，聂泽伦骑着老式二六自行车，从马路对面的九龙里赶到葵林，今天有一群摄影爱好者跟他预约了拍摄。

7点这个时间是影友们定的，夏天日出早，那时候的阳光比较柔和，穿过葵叶照射下来，晕成一道光环。

聂泽伦踩着单车赶到南坦葵林。

作为一个“从业”20多年的“专业”模特，聂泽伦今天显然有备而来。红色上衣突出主角，黑色宽松裤子方便做动作，头戴藤编帽子更显农民气息，自行车两边的把手还挂着不少摆拍的道具。

葵影婆娑下，寂静的葵林能听得到鸟叫的回声。不久，从城区10公里外开车过来的影友们陆续抵达，让林间多了些人气。

摄影“发烧友”正在拍摄聂泽伦。受访者提供。

影友们也是“全副武装”。除了那些聂泽伦看不懂价钱的“长枪短炮”，几乎每个人都穿戴着渔夫帽、冰袖、长裤，又防晒又防蚊。

不远处的杨兰穿得也差不多，只是她没有冰袖，多套了一件长袖。里面的上衣湿了一半，隐约印出胸罩的形状。她不觉得尴尬，反正其他男工友都赤裸着上身。

这个时间，杨兰已经在葵林里干了1个多小时的活。南方的夏天酷热难耐，为了减少中午和下午的工作量，工友们相约四五点天蒙蒙亮的时候，就开始割葵。

大多数情况下，男工友手持用四五米长木棍接驳的镰刀，抬头割葵，眼睛被太阳晒得一直眯着。杨兰负责整理掉落下来的葵叶，每30片小葵叶或者每20片大葵叶为一捆，用草绳缠好，靠在树干边上，中午收工前再一并搬上车。

聂泽伦割下一片葵叶。

有影友提出想拍割葵的画面，聂泽伦便在自行车上翻出一把用布包着的镰刀。因为手边没有长木棍，他只好挑了一棵矮点的葵树，左手握住叶柄，右手镰刀轻轻一划，葵叶掉了下来。

拍完这个景，聂泽伦把割下来的葵叶靠在树干边上，准备转场。他知道，葵林里有一拨外地人正在割葵，等下就会把葵叶收走。

前人

聂泽伦不是这片葵林里的第一个模特。

大概20年前，第一次有摄影师邀请他拍照。当时同村还有两个人也在做模特，只是时过境迁，一个与世长辞，一个年事已高，只剩下他了。

这些年，聂泽伦根据影友的喜好，慢慢摸索出一些做模特的门道。拿什么道具，摆什么姿势，站着还是蹲着，笑还是不笑，他有一套拿捏的标准。渐渐地，他认识了不少当地摄影圈的“大神”，也成了不少获奖作品的主角。哪张作品出自哪位“大神”之手，现在挂在什么地方，他如数家珍。

《葵林晨曦》。

传播度最广的一张，是当地书画家、摄影家周学勤拍摄的《葵林晨曦》。两岸葵树参天，一条满载着葵叶的小船从远处荡来，清晨的阳光穿过葵林，金色在画面中漫开。而船上的人，正是聂泽伦。

“你别看现在葵林这么安静，以前不知道养活了多少人。”

聂泽伦出生在20世纪50年代，和那时候成长起来的大多数新会人一样，他从小就跟着家里人制作葵制品。

南坦葵林有1500多亩，是新会唯一保存较完整，且具有上百年历史的连片生态葵林。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葵林由附近的群胜村和九龙里分片承包。每到夏天和年末，生产队所有队员都会集合到葵林里进行收割。

“这里全站满了人。”聂泽伦张开双臂比画了一下，表示范围之大。他当时所在的生产队有大概90个劳动力——分工和杨兰他们一样——男的负责割葵，女的负责捆葵。捆好的葵叶通过“人肉传送带”，从葵林深处传到船上，走水路送往今古洲的葵厂进行晾晒和加工。那艘船很大，能装几百捆葵叶，比聂泽伦现在用来拍照的大一倍。

在那个记工分的年代，割葵一天大概能领到五毛钱工资。聂泽伦家里有6个劳动力，一天能挣3块钱。每半年完成一次收割，家里会吃顿肉庆祝，聂泽伦记得，那时候猪肉每斤不到1块钱。

葵乡

杨兰从外地来新会20多年了，为了帮补孙子上学，年近花甲的她还坚持做这份粗重活。尽管称得上半个新会人，但杨兰并不知道，新会还有一个别称，叫葵乡。

新会种植蒲葵历史悠久，早在东晋时期，已经开始葵树种植和葵艺加工。清代乾隆至光绪末叶的两百多年间，新会葵艺的发展达到鼎盛，葵树种植面积最多时达到6万亩，年产葵扇达1.5亿柄，产品远销欧美及东南亚各国。

南坦葵林。

1952年，火画葵扇被国家列为特种工艺品，发展出花席、花篮、坐垫、牙签、通帽等十大类上千个花色品种。郭沫若曾赞誉:“清凉世界，出自手中。精逾鬼斧，巧夺天工。飞遍寰宇，压倒西风。”

在那个年代，新会几乎每家每户都能跟葵扯上点关系。读书的孩子在上学路上织葵辫，刚毕业找不到工作的青年在家织葵篮，不方便走动的老人在家里的缝纫机前缝制葵帽，是再平常不过的场景。新会本土作家明明曾经写道:“大街小巷都铺满了晾晒着的葵制品，人们在街上行走，脚下踩踏的就是一柄柄葵叶或制作好的葵衣、葵篷。”

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电风扇和空调等现代家电的普及，新会葵业开始走下坡，许多葵艺传人被迫转行。1999年，新会最后一个国营葵艺厂倒闭。也正是在那段时间，聂泽伦一家分得了八分地，他离开了葵林，种起了新会柑。

葵，作为曾经的区域经济支柱，日渐式微。幸运的是，它从实用走向了精美，在文化艺术的赛道活了下来。

2008年，新会葵艺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葵艺的保护和传承被提上了当地政府的工作日程。兴建葵博园、开发葵林自然生态区、打造南坦湿地公园、创办新会葵乡传统工艺品经营中心、在学校开设葵艺培训班……去年，新会葵艺入选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优秀保护实践案例。

聂泽伦认为，自己就是葵文化艺术的传播者。

未来

中午12点多，杨兰和工友终于把最后一捆葵叶垒到了车顶。监工拿着木棍，在沙地上写下“330”，这个上午收割了330捆葵叶。

监工拿着木棍在地上记录捆数。

上午的活暂告一段落，4个男工友赤裸着上身走进林间的水道，将身上的细屑连同汗水一起冲掉。

杨兰站在岸上看了一会儿，捡起一片葵叶当伞，走路回家。她住在七堡村，每天来回两趟葵林至少要两个小时。其他人住在九龙里和群胜村的出租屋里，开摩托车几分钟就能到。

杨兰。

葵林里倒数第二个走的是货车司机，新会人，刚刚在阴凉处边抽烟边看着大家干活。上车前他绕了车子一圈，检查葵叶绑得牢不牢，确保路上的颠簸不会让它们掉下来。车子启动时，车上的葵叶又抖落了些细屑。

聂泽伦也动身回家了，下午他要去柑园施肥。这几年新会陈皮的名片打响了，他的八分地一年能赚个万来块。

葵叶的买卖还有人在做。

一个外地人承包了南坦的葵树，但他不做葵扇，而是做成了工艺要求简单得多的扫把。杨兰就是他雇的工人。

南方的酷暑还要持续几个月，曾经几乎家家必备的葵扇已经难觅踪影。但在刚刚落下帷幕的上海中国花卉博览会上，有一件精美绝伦的葵艺作品《锦绣南粤》。那是一只葵制的孔雀，尾屏的每一片覆羽都烙有南粤著名建筑。

不久前，这件作品乘坐包车，从新会运到了广州，再到上海。

（应受访者要求，杨兰为化名。）

（原标题《南方特稿｜葵林里的模特和货车上的扫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