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已将美国作为第二故乡的伊朗科学家赴美探亲，在机场突遭联邦调查局（FBI）逮捕。特工出示的“起诉书”中并无确凿犯罪证据，只是想通过这样的胁迫，逼使他成为FBI的线人，为其提供情报。该科学家不想卷入危险的政治，断然拒绝，于是被以窃取商业机密罪关进监狱。FBI一再推迟庭审，其间联合检察官多次做他工作，均遭拒绝。该科学家后在律师的干预下，被取保候审，得到假释。但就在释放的当天，他再次被捕，这次逮捕他的是移民局，说他涉嫌签证欺诈。他发现，当初突然批准他签证的迪拜领事馆和他在纽约肯尼迪机场被带走时的未在签证上盖章，又是一个圈套。接下来是种种刁难，导致他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在多个监狱待了两年，其间还成为犯人们的好朋友和精神导师。就在即将被驱逐时又遭新ch冠大流行，美国监狱的恶劣环境，让他千防万防仍然中招，成为确诊患者。种种离奇经历……这不是美剧情节，而是最新一期《纽约客》（The New Yorker，9月21日）记者经两年调查发表的长篇报道。从中可以看出，一个被视为敌对国家的科学家，在美国是很容易被以各种莫须有罪名逮捕的。此文情节生动，跌宕可读，引人深思，全文长达近两万字。原题 The Man Who Refused to Spy，作者 Laura Secor。自9月25日起分上中下三次编译分享，今天载完。文中小标题为笔者所加，请方家指正，希望朋友们喜欢。

上接：纽约客：一位不愿当间谍的伊朗科学家在美被虐始末（中）

11. 新牢房里的抗争3月底，艾斯嘉里被转移到维恩惩教中心（Winn Correctional Center），这是一个位于路易斯安那州和德克萨斯州交界附近的一栋由私人经营的综合大楼。他对此处的第一印象就不好。囚仓是一个盒状水泥建筑，空气潮湿得可以浸透他的床单，约四十张床架也锈迹斑斑。寥寥几扇窗户覆盖着半透明的有机玻璃。这是他去过的最令人沮丧的地方。他告诉我：“每当我看到移民局所给予的最糟糕待遇时，都会再次感到惊讶。”尽管如此，他对离开亚历山大还是感到欣慰。在那里，他的囚仓中有一名囚犯新冠病毒呈阳性，因此整个囚仓的人都被送到维恩，在那里隔离十四天，并定期测量体温。“我们中有几个人哭了，”他谈到这群人刚来的时候的感受。“他们说，‘这是什么鬼地方？' 我告诉他们，“你们在这里会更安全。”私下里，艾斯嘉里告诉我说，这个拘留所很不人道：“没有人说话。把人们关在这里绝对是个耻辱，令人作呕。” 但是，在隔离仓内，他却和人们结下了友谊，尽管这里的人大都说西班牙语而他不会说。据艾斯嘉里所知，移民局似乎并不重视隔离问题。数日内，几位哥伦比亚人被驱逐出境，尽管他们在拘留所曾经接触过新冠病毒阳性者。在隔离结束之前，当局也将一些萨尔瓦多的被拘留者遣返了。艾斯嘉里加入了一项针对路易斯安那州移民局被拘押者的人身保护令诉讼，他们正处于因新冠肺炎而产生并发症的高危环境中。4月10日，他告诉我该拘留所其他地方有三名男子测试呈阳性，而他自己的血压也升高了，超过150/100。直到此时，所幸他的囚仓已被隔离了十四天而没有任何人发病。但就在我们通话时，他看到一个新的被拘留者被带到了他们的囚仓，内部感染的风险陡增。“我要反对这事！”他说。艾斯嘉里挂了电话，几分钟后回电话告诉我，如果我在一小时内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他很可能被带到隔离牢房，然后我应该给他的家人打电话。十分钟后，在囚徒欢呼的背景声中，他回到了线上。艾斯嘉里带领大家堵住了入口。他告诉狱警说，他是在为自己的生命而战，绝不会屈服。他的室友支持他，新来者被带走了。“现在人们很高兴，”艾斯嘉里告诉我，“没有人示弱。” 艾斯嘉里后来说，当新的警卫轮班时，他们感谢他：因为他这样做，也令他们感到更加安全。目击现场的一名监狱工作人员后来告诉艾斯嘉里，当艾斯嘉里誓言为自己的生命而战时，他感到很兴奋，并询问其他被拘留者是否也愿意这样做。每个人都大喊：“是！” 该工作人员告诉艾斯嘉里：“我感觉自己就像在电影里。”然而，艾斯嘉里的兴高采烈只持续了大约三天。他的右腿开始肿胀，一块从未受伤的骨头外围一片紫色瘀伤。从他的床上走一百英尺到分配药品的舱门或厕所，令他痛苦不堪。他被禁止坐轮椅；护士给他倒了冰。最后，他去看医生，医生怀疑他有血块，送他去医院接受超声波检查。那里的医生也怀疑有血凝块，尽管它们太小了，无法在超声波上显示出来。医生告诉移民局艾斯嘉里不能坐飞机。对于驱逐出境的计划再次被推迟，艾斯嘉里似乎并不感到完全遗憾。他告诉我，如果他在美国多待一会儿，他可能就会获得人身保护令。他说：“我想向这些人证明是他们错了。”艾斯嘉里孜孜不倦地追逐一个目标，而这目标始终存在。医院给了他一副拐杖，但使用拐杖弄伤了他的背部。用了不到两天，他就把拐杖送还给护士，并留下字条，要求给他提供轮椅。他被告知这里的规则禁用轮椅。为了表示抗议，他请他的狱友将他放在床单上拖到他想去的地方。（他一度笑言：“他们把我在地板上拖得飞快，弄得我的屁股都着火了。”）他问护士，他怎样才能行动呢？一天，一名狱警悄悄将一个轮椅放在仓里。艾斯嘉里将这些胜利归功于他所谓的“一个人的力量”。他告诉我：“在任何情况下，一个无辜、独立、聪明的人都会占上风。” 

12. 发现两种美国在维恩，艾斯嘉里有空反思自己的经历。在某种程度上，他一直生活在十字路口。1977年，当他成为德黑兰大学冶金工程系的学生时，伊朗的革命学生运动正风起云涌，而他所在的学院恰好是运动的中心。而当该运动推翻了伊朗末代国王沙阿而建立伊斯兰共和国时，艾斯嘉里帮助组建了一个名为“圣战建设”（Jihad of Construction）的组织，其相当于在伊朗的美国陆军工程兵团。他在这个组织里安排成员们修路、供水和收割小麦。伊朗和伊拉克战争（史称“两伊战争”——译注）始于1980年，工程系学生转向军事后勤。为了将坦克运到到法奥半岛，他们帮助设计了浮桥，该浮桥必须在深夜安装在水下，然后用储气罐浮在水面。艾斯嘉里参加了五次进攻。他看到尸体裂开，一枚迫击炮弹降落在他身后，周围泥浆喷涌。艾斯嘉里之所以参加革命，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宗教理论家，而是因为他是一个平等主义者。他认为社会正义优先于任何国家理论。当他90年代首次来到美国时，最让他感到惊讶的是，一种平静、有序的社会已经从残酷的资本主义机制中崛起。但他也相信，在被拘留期间，他对美国社会的了解比大多数美国公民都更为全面。“我在底层有朋友，”他笑呵呵地告诉我。他在联邦法院系统度过了两年，又在移民局的监禁里生活了五个月，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FBI曾试图招募他而未能如愿，而且还因为他的签证（如果这确实是个签证的话）从未被盖章。现在，在德克萨斯州与路易斯安那州交界的一个移民局拘留所中，他正经历着所谓的“托克维尔的时刻”（托克维尔是19世纪法国政治家，著有《旧制度与大革命》等。其根据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认为旧制度在进行改革时，人们的社会挫败感反倒会明显增强——译注）艾斯嘉里仍然怀着深情看待美国。他惊奇地发现，在每个监狱中，他都可以拿起电话与新闻记者交谈，而且新闻记者可以发布他们想要的内容而不必担心受到审查。但他最欣赏的还是美国司法机构的独立性。他举例说：“我作为一名伊朗人出现在一位美国法官面前，而这位美国法官可以做出不利于FBI特工而有利于我的裁决。我荣幸地见证了他从陪审团的选择到最终审判的方式，以及他倡导公正与公平的方法。我相信这些属于普世价值，应该得到包括我本国在内的所有政府的尊重。”他补充说：“我的那些全身心投入到案件中的律师们，他们是这个案件涉及的同一政府的另一个侧面。离开司法体系而落入移民局的手中，情形十分悲惨。在那儿，他见证了似乎与法院完全对立的价值观。他对那儿被囚禁的人数之多感到震惊。他认为那些人没有理由被监禁，而他们受到的残酷待遇似乎与美国法律的自由精神背道而驰。艾斯嘉里坚信，在从一个哨卡转到另一个哨卡的廉价航班上，移民局囚犯的流转背后隐藏着一种获利动机。否则，他就难以理解上述种种做法。从美国法律的角度去看，他和其他被移民局拘留的人们究竟是些什么人？他们被拘押的场所阴暗到了黑暗的地步。为了争取监督下的释放，那些完全因为要被驱逐而被监禁的人们，却首先要证明自己没有逃逸的风险。他们的被拘押被认为是一种行政行为，但他们却与被判有罪的犯人关在同一个拘留所。监狱是人际关系的熔炉，而在很大程度上，艾斯嘉里对人际关系的信念从这次经历中得到升华。在囚仓里，你不能躲在一个虚拟形象、一个银行帐户或某种成就后面，甚至不能躲在繁忙事务或自以为是后面。各国政府可能都试图统治或消灭彼此，但艾斯嘉里发现，被迫处于亲密无间或处于最原始平等状态的人们，往往会倾向于选择合作。他一直是微观结构的学者，现在他了解到，一个社会的原子（其所有属性都源于此）是处于其基本状态的人们。它们之间的纽带是结构最深厚的力量来源。在维恩，时间飞逝。新的被拘留者会出现在大门口，守望者则会吹哨呼唤狱友们堵住大门阻止其进入。艾斯嘉里为腿上的新伤口去看医生，而医生却代表他拒绝了另一趟航班——无论是飞往克利夫兰还是德黑兰，他却对此浑然不知。他要求带个塑料椅子进入淋浴间，这样他就不必站着冲凉，他为此又得与既有规则抗争。该项规则的逻辑没人记得，甚至可能根本无人知道。只要移民局将他放回女儿家，艾斯嘉里说：“那么给我四天时间，我将在家好好看电视和享受波斯食物。” 

 原文网络版首页（《纽约客》官网）

13. 终成新冠确诊患者4月下旬，艾斯嘉里的囚仓未能成功申请隔离：囚犯们与其他数十人被迫转移到一个新的地方。艾斯嘉里于4月25日检测出新冠病毒阳性。他晚上醒来时浑身是汗。当我们通话时，他听起来很虚弱，不停地咳嗽。他被安置在一个“负压”牢房中，这里能防止受感染的空气外溢而影响其他被拘押者。他没有淋浴设备，手机上网也受到限制，只有一只大黑蜘蛛陪伴着他。但至少他的氧气供应保持稳定。艾斯嘉里在负压牢房期间，一位地区法官建议驳回他的人身保护令申请，理由是他已被感染，因此不再有被感染的风险。发烧稍稍平稳后，他被转移到专门关押确诊患者的囚仓里。疫情的爆发最终影响了近200名囚犯。艾斯嘉里是幸运的，这也是他迄今第一次走运，他渐渐康复了。但康复后，他对自己处境的肮脏和不合理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恼火。其他途径都失败了，他的妻子只好急忙与伊朗外交部商量。伊朗和美国在12月交换了一对囚犯，此后一直在讨论另一次交换安排。美国海军退伍军人怀特（Michael White）因涉嫌侮辱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而在伊朗被判处数年监禁，他将被与佛罗里达州的整形外科医生塔里（Matteo Taerri）交换。塔里因将两用生物过滤器走私进入美国而被定罪违反对伊朗的制裁规定。两国将通过瑞士中间人交换这两名男子。今年春，伊朗人为驱逐艾斯嘉里的交易设了个前提条件：只有在移民局将艾斯嘉里送回伊朗之后，他们才会履行自己的义务。今年5月初，美国媒体泄露了此次交换的消息，一些文章提到了艾斯嘉里的名字。国土安全部代理副部长库奇内利（Ken Cuccielli）向美联社宣称，美国自12月以来一直试图驱逐阿斯卡里，但伊朗延迟对其护照有效性的确认直至今年2月下旬，那时疫情已经爆发，令国际旅行难以成行。5月下旬，路易斯安那州一家法院终于裁定批准艾斯嘉里的人身保护申请，并给了移民局两个星期的时间以在监督下释放他。但在人身保护令尚未生效之前，在移民局关押下度过七个月之后，他终于在6月初被驱逐出境。他于6月4日从他位于德黑兰以北山区塔勒根的乡间别墅给我打电话。他还在倒时差，仍处于突然获得自由的震撼之中，也为期待已久的美食所折服。伊朗一些高级官员接待了他。当地新闻媒体纷纷要求他接受采访，记者们显然渴望将他塑造为美国不公正行为的受害者典型。但他到现在为止都拒绝了。他不想把自己的案子置于一种政治的光环里。他坚持认为，他的故事的核心，实际上是支撑他坚持到现在的人际关系。然而，对监禁生活的记忆，尤其是在维恩和亚历山大的悲惨经历，仍然在他脑海里深深扎根。他难过地获悉，维恩一位他所熟悉的狱警已经死于新冠肺炎。“他是一个和善的家伙，”他告诉我，“我从未见过他有任何攻击行为。”艾斯嘉里曾打算像他离开伊朗一样重返伊朗——作为一名国际主义科学家，他只追求理性或原子一样的基础物质，而绝不是其他任何东西。当天回到维恩并第一次出现上述想法时，他曾告诉我说，“我不喜欢成为被交换的对象，我想在美国法官和陪审团面前，在美国的法院赢得官司。因为我知道，我没有做错任何事。” 注：作者劳拉·赛克（Laura Secor）是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的编辑，畅销书《天堂的孩子》（Children of Paradise）的作者。全文完，感谢阅读！原文发表在《纽约客》（The New Yorker）9月21日纸质版和网络版，也感谢该刊及作者劳拉·赛克先生。

《天堂的孩子》封面（亚马逊官网)

编辑  刁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