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 骏: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建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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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8
深圳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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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2 11:06

冼 骏: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建构方法

深圳社会科学

深圳社会科学院

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建构方法

作者 | 冼 骏

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深圳公共管理教育培训学院

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本文原载《深圳社会科学》2024年第2期

摘 要

 Abstract

话语建构方法,是政治话语能够被成功建构并且形成体系的关键因素。通过百余年的艰辛探索,中国共产党走出了一条内涵独特和形态丰富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运用多种方法建构起有物、有理、有义、有情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运用历史辩证法,认识与把握历史规律,奠定了现代化话语的前提和边界;运用现实抽象法,立足实践情境和格局脉络,构筑起现代化话语的议题与框架等;运用系统比较法,对比其他国家现代化的内涵外延,建构起能够展现综合实力、创新评价体系、推动全球叙事的现代化话语;运用情感规约法,以促进人的现代化为旨归,通过话语品格和话语情态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赋予情感能量。这四种方法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不断提升话语的现实指向性、客观说理性、传播有效性,有助于在话语建构过程中厘清同中国式现代化相关的历史与现实、东方与西方、国际与国内、政党与人民等话语对象的关联性。合理运用这些方法,能够使话语在引领现代化实践、主张现代化观念、发展现代化理论、推动现代化传播等方面发挥实质性作用。这些话语建构方法,是由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特征、演进逻辑与内涵底蕴等共同作用而成的,呈递出坚持人民至上的现代化观以及坚持独立自主实现现代化的价值观。总结、运用和发展这些话语建构方法,能够从一个侧面瞥见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现代化的认知体悟与实践审思,有助于建构人类社会现代化的新型话语体系。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建构方法;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人类社会现代化

话语建构方法,是实现话语建构和推动话语体系建设的关键因素。合适的方法,能够有效地统筹思想概念、价值理念、实践观念与事实经验等,从而催化生成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义的政治话语。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不是凭空生成的,而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通过努力奋斗和艰辛探索而建构起来的。近年来,学术界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主题形成了一批研究成果:一是对“话语体系”的研究,主要探讨建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何以必要、何以可能、何以实践等议题,归纳话语体系的目标维度、特征维度、原则维度、方法维度等。这类研究重点关注话语环境、话语内容、话语表达,以及话语原则和话语运用等问题,但对于话语建构过程的经验及方法则较少关注;二是对“话语叙事”的研究,主要探讨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得以形成的叙事基础、叙事逻辑及其叙事蕴意等,分析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叙事何以形成有别于西方话语的价值命题与结构特质等。要研究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何以能够增强叙事性并讲好中国故事时,需要对话语资源实际运用进行深入考察。对话语建构方法研究是否充分,会对话语资源运用研究的深度、广度、灵活度等产生重要影响;三是对“话语建构”的研究,主要探讨建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基础与困境、动力与结构、形态及其演进等问题,突出“新现代性”话语内涵的历史演化逻辑,重视话语的历史继承性和现实接续性,论述文明形态演进与话语建构之间的关系等。如何能够建构一套足以承载中国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表达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超越西方现代化以资本逻辑为内核的叙事体系,是话语建构实践中必须面对的问题。总体而言,学术界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建构方式方法进行论析的研究鲜见,有必要从系统性和整体性的角度对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建构方法进行专门梳理并作阐析。

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现代化道路过程中,运用历史辩证法、现实抽象法、系统比较法、情感规约法等方法,建构起中国式现代化话语。这些话语建构方法,是党和人民百余年奋斗经验的重要外延,体现出党在领导现代化过程中所具有的政治智慧和历史主动精神。本文从话语建构方法研究视角,管窥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生成与建构的内在机理,尝试呈递出中国共产党人对推进现代化的认知体悟与实践审思。

一、历史辩证法奠定话语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的连续性和整体性、阶段性和过程性,体现出历史辩证的一般规律。党运用历史辩证法确立了话语前提,框定了话语边界,以此奠定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基础。

(一)确立话语前提

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历史性前提的确立。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从“四史”到“五史”,延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根基,拓宽了话语建构的历史空间坐标,为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过程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同向叙事作出铺垫,形成了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再到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叙事结构。以“五史”来界定话语前提,有助于推动现代中国同历史中国不断“对话”,让人们能“理解过去的社会”,并“增加把握当今社会的力量”。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论述了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文明二者所存在的历史辩证关系:“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现代中国继承并发展着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与优良品格。数千年传承至今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已然成为中国式现代性的核心特征,支撑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在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中不断深化。这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建构与拓展、丰富与提升、传播与接受,奠定了重要的历史性前提。

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主体性前提的确立。《德意志意识形态》指出,“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现实的个人的活动和物质生活条件,这包括已有的和通过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现实的人构成了现代化命题的前提条件。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由此可见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基础同党和人民的主体地位之间的紧密关系: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是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另一方面,人民是推进现代化最坚实的根基、最深厚的力量。在现代化进程中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是党能够立于不败之地的强大根基。党和人民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主体地位,不是理念逻辑的应然推导,而是来自党百余年来不懈奋斗的实然结果。通过话语建构来不断巩固党和人民的主体地位,明确话语“由谁言说”和“为谁言说”,是确立现代化主体性的关键点。

(二)框定话语边界

中国共产党坚持运用历史辩证法,根据不同的历史阶段、历史过程的规律特点,通过总结大事和回溯历史来框定中国式现代化话语边界。

党在总结历史和以史鉴今中框定话语边界。2023年1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借助对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评价,表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基础与时代任务。他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奠基者”;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未竟事业”,对他的最好纪念就是“把他开创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这些话语彰显中国式现代化从无到有的历史过程性,体现出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接续奋斗的历史阶段性。这是历史辩证法在建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中的生动体现。

党在立足当下和展望未来中框定话语边界。通过迭代全新涵义的“三件大事”和“两步走”等政治话语来框定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边界。其一,用“三件大事”和“历史性胜利”来框定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历史边界。党的二十大报告指明,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三件大事”对于中国和世界都是“历史性胜利”。“三件大事”从党的百年奋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新的飞跃、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等维度,划清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边界。“历史性胜利”则指向党和国家事业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包括“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教育普及水平实现历史性跨越”“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变化”等。这为确立“三件大事”提供了现实依据。其二,用“两步走”来框定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目标边界。在阶段性目标边界上,现代化国家总体水平、创新型国家属性、现代化经济体系、国家治理现代化、国家软实力、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美丽中国、国家安全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等八个方面,概述了中国式现代化到2035年的总体目标。在过程性目标边界上,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国家治理与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居民分配与社会公共服务、美丽中国建设、平安中国建设、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全球治理等八个方面,概括出中国式现代化开局起步的主要目标任务。前者需要后者提供必需的物质基础和制度准备,后者需要前者提供目标指引。可见,“两步走”衔接了两个奋斗目标及内容,回答了“中国式现代化如何实现”之问,框定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及叙事边界。

总之,党运用历史辩证法发展现代化话语,体现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同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互动性、概念互构性、时代互通性。通过这些话语,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不是个别领域的现代化,而是历史贯通的、系统整体的、内在协调的全方位现代化。

二、现实抽象法提供话语策略

话语能够建构事实,其机理在于话语生产不能脱离对现实的抽象。党在面对和解决现代化实践问题时,以现实抽象法为策略,构筑起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议题和话语框架。

(一)从现代化现实情境抽象出话语议题

作为“一种特殊的上层建筑”,话语是特定事实经验的反映,承载着实践主体思考特定议题的方法、意义与价值系统。对中国推进现代化的现实情境进行抽象,构筑起话语的理论议题与实践议题,是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实现话语革命与创新发展的必要条件。

理论议题的抽象与构筑。一是思想引领形成理论议题。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基础上,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把这一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概括为“六个坚持”。宏观层面的思想指导为中观和微观层面的叙事提供指引,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展开提供理论呼应和理论支撑,为科学地回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提供理论资源。二是文化底蕴孕化理论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植于中国人的内心,文化魅力及其传承能量构成当代中国推进现代化的力量根源,是中国在世界发展浪潮中立足的根基。中国人民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同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实践存在高度契合性。坚持“两个结合”,既是利用传统因素为革新助力,也在文化扬弃中克服传统因素对革新的阻力,这是“成功的现代化运动”的内在要求。三是中国特色创新理论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体现中国国情、承载中国文化、表达中国精神,创造出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底蕴和时代色彩的现代化话语。锚定中国特色来创新话语理论议题,有助于加强话语的事实合法性、现实规律性、叙事说理性,引导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理论议题的确立,证明中国在现代化发展上实现了“话语自主”,以“话语性成长”引领现代化实践。

实践议题的抽象与表达。在梳理和表达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问题时,党紧扣社会主要矛盾,提出解决矛盾的议题与路径。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各章部分所阐述的问题,是对我国发展现状的抽象,并关注矛盾各个方面的系统性关联。以报告的第四部分为例:一是在指明我国高质量发展所面临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如何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与实践途径、如何引导资本发挥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如何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如何保障好初级产品供给、如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等问题的重要论述作为主要话语资源,并转换为指引改革行动的话语概念群,推动话语涵义从实践问题向改革议题升级迁移;二是在指明我国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意义方面,汲取我国创造“两大奇迹”的经验,并总结经济社会在结构、要素、层次、能量等领域中所存在的问题、短板以及显性和隐性的风险挑战等,形成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任务话语、方法话语、政策话语等,体现出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观念的话语建构思路。这些实践议题,旨在表达中国式现代化所涉及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形态及变革的意图、行动、路径等,既从经济发展的现实逻辑层面回答了“中国式现代化如何防止逆转现象的发生”的时代关切,还从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层面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这一重大论断提供了阐释依据。

(二)从现代化格局脉络抽象出话语框架

对现代化核心领域的抽象。1954年,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把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概括为现代化的核心领域。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包括工业、农业、科学文化和国防等四个领域的现代化。“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发展现代化的重要话语框架。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指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所对应的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来说不会很高”,“四个现代化,集中起来讲就是经济建设”。把现代化发展的核心领域抽象为经济建设,是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国情社情的现实呈现。新时代以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与十九届五中全会表述的“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农业农村现代化”“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以及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等概念,不断拓展现代化的广度与深度。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时深刻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在科技现代化。”同年9月,在黑龙江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断。这些论断点明了当代中国推动现代化的核心领域,“新质生产力”等重要概念丰富了中国的现代化话语资源,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理论贡献了时代价值。通过对重要领域进行“现代化”的话语梳理,体现出党在领导现代化问题上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不断总结探索现代化的正反经验。对现代化实践格局进行概括及表达,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基础框架。

对现代化国家形态的抽象。从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是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到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创造出以抽象词组来表达现代化国家形态的话语框架。这种框架的形塑与变迁,表明党对现代化发展的规律性认识逐步清晰,呈现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选择与路径取向,勾画出中国推进现代化的格局。对国家形态进行抽象和表达,体现出党在领导现代化建设上具有一以贯之的态度、科学清晰的思路、接续奋斗的任务,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把国家形态转化为现代化实践情态,凝练地宣扬着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主张。

对现代化发展脉络的抽象。改革开放以来,大力发展经济催生出“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小康社会”等话语。经过多年发展,中国的现代化实践迎来了新的问题和挑战。改革的“攻坚期”“深水区”“硬骨头”“中梗阻”等比喻,以及“三个进一步解放”“更高水平的开放格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等理念,拓展出全面深化改革和新时代制度建设的话语矩阵,直指思想观念束缚和体制机制弊端等现实问题。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些话语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概念提出和实践推进创造了时代语境与概念基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表达,成为引领质量、效率、公平、动力等变革的重要话语。从“有没有”到“好不好”的实践观念转变,推动现代化发展脉络发生“质量转向”,有关话语用词及概念不断更新、浓缩与深化。高质量发展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在发展战略层面需要由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协同支撑;在发展方式层面需要重点在产业转型升级和城乡区域发展上实现转方式、调结构、防风险、保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与低碳化;在发展性质层面需要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与效益,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可见,“高质量发展”从一种对经济发展状况的描述,在抽象新格局、引入新概念、描述新实践、指明新问题的促动下,延伸成为引领其他领域贯彻新发展理念的主旨主题。这勾勒出以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全局脉络,同时也在不断突破既有的现代化话语框架,并在动态的实践中持续重构话语样态和调整话语指向,不断提升话语体系的系统性、完备性、缜密性。

三、系统比较法凸显话语参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有本质不同,西方现代化那种两极分化、掠夺别国等道路我们不能走也走不通。”中国共产党积极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审思其它现代化道路及其本质,尤其对西方国家以资本逻辑为内核的负面现代性进行了批判、规避与超越,对人类社会现代化进行前瞻性思考并积极担当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现代化形成了系统性的比较优势。这些优势为建构起中国式现代化的综合实力话语、立体评价话语和全球叙事话语,提供了现实参照。

(一)对比西方现代化的内在属性,建构综合实力话语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是以综合国力提升作为依据和评判标准的。中国的经济实力话语、制度优势话语、国防实力话语等,共同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综合实力话语。这既是以西方现代化为参照而形成的话语矩阵,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内在属性上区别于西方现代化并且超越它的表达途径。

一是经济实力话语。202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20万亿元人民币,近十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超过30%,居世界第一。反观西方发达国家,保护主义、民粹主义、逆全球化态势愈演愈烈,霸权、霸道、霸凌的行径为经济全球化制造障碍,不利于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中国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防止走向脱实向虚的道路,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是中国经济实力能够不断实现历史性跃升的重要依托。此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造出“两个毫不动摇”等制度话语,展现出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实力构成与市场活力来源。我国的经济实力话语,有效地统合了新时代中国的经济基础及市场实践,彰显中国经济所具有的蓬勃生命力和公平正义性。

二是制度优势话语。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开辟,展现出我国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的优势。从消除绝对贫困到克服世纪疫情,一系列事件展现出党拥有非凡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国家制度在百年变局中彰显出强大优势。例如,“全过程人民民主”等制度体系话语,逐步消解西方国家的“自由市场”“三权分立”等理念;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等制度能力话语,有力地破除了“现代化迷思”“价值中立说”“历史终结论”等命题。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增进民生福祉、推动绿色发展、推进国家安全现代化进行了整体性布局,系统阐述了中国国家制度体系及能力的性质本源、价值旨归、发展路径等。系统对比中西方现代化制度,更能清晰地领略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合法性、合理性、科学性。正如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所指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

三是国防实力话语。党的二十大报告作出了“打造强大战略威慑力量体系”“塑造安全态势,遏控危机冲突,打赢局部战争”“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等重要论断。这些论断,指明了新时代国防和军事发展的新要求、新任务、新标准,彰显出中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和平正义属性。一些西方国家通过对外军事扩张来巩固霸权主义地位与扩大资源掠夺,中国国防实力的提升与之相比存在本质不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中国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是国际正义力量的壮大。”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捍卫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增强正义的力量来跨越西方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的老路”。国防实力话语的建构,是有力破解“中国威胁论”“国强必霸论”“侵略扩张论”等话语陷阱的必然举措。

(二)对比西方现代化的发展模式,构建系统评价话语

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为推动资本扩张,建构起以维护资本逻辑为目的、以商业化和工业化水平为对象的评价体系。美国学者英克尔斯提出,现代化程度应主要考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GDP占比、非农业就业人口规模、受高等教育人口规模、城镇化率、医疗资源、成人识字率、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平均寿命等指标。这套评价体系重点关注物质、资源、利益等分配情况,是具有代表性的西方现代化评价体系。但是,它忽略了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的平衡,无视现代工业的协调性与可持续性,忽视广大民众的精神需要。西方现代化评价体系,主要以“中心-外围”的依附性现代化发展模式为底本,受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制约,因而在评价的对象、标准、方法、范畴等存在局限性,难以客观地反映人类社会现代化的本质、需求与期盼。

发展现代化的路径以及如何评价现代化道路和效果的标准也不能完全以西方为唯一准绳。2023年,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新的人类社会现代化评价准则:现代化的最终目标,应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现代化的评价原则,“关键要看是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现代化的评价方式,需要在指标数据的基础上关注人民的幸福安康;现代化的现实形态,世界各国应当携手合作,努力实现物质富裕、政治清明、精神富足、社会安定、生态宜人的局面;现代化的功能,应当处理好人民各方面诉求和多层次需要,兼顾好当代人的福祉与后世人类的权益,促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怎样认识、发展与评价现代化,既是改变现状、跟上时代的迫切问题,更是“关系着国际社会发展的方向与前景的全局性的问题”。这样的评价标准,兼容了其他国家发展现代化的共性和特性,扬弃了西方国家单一的现代化模式,为发展中国家走独立自主、全面协调的现代化道路贡献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

(三)对比西方现代化的形象口碑,发展全球叙事话语

贫富两极分化、中产阶层塌陷、社会动荡撕裂、种族冲突不断、生态破坏严重等,成为西方现代化的主要标签,西方国家的话语霸权和虚幻口碑正在瓦解。这为“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与“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带来了时代机遇,为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全球叙事话语创造了时代语境。以此为参照,建构起中国的倡议话语、责任话语、机遇话语。

大国倡议话语推进叙事。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三大倡议”。中国的“三大倡议”,凝聚着当代人类社会渴望和平与发展的诉求,承载着以“和合精神”为代表的中华文明智慧。2021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强调各国要“共同推动全球发展迈向平衡协调包容新阶段”。这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以信心、勇气和担当来回答时代课题、作出历史抉择的具体表现。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强调“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全球案例倡议一经提出,便赢得许多国家的支持、认同和响应。202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球文明倡议,这为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做到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如何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如何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如何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等提供了重要指引。“三大倡议”是中国式现代化对人类社会现代化的时代性贡献。对比西方发达国家政客所提出的各种动议与提案,哪方更重视全人类共同利益则一目了然。

大国责任话语强化叙事。中国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近年来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在国际社会中形成了“负责任大国”形象及口碑。在乌克兰危机上,中国发布了《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吸纳各方合理关切,推动形成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获得了国际赞誉。中国始终着眼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坚持主张以政治对话缓解危机外溢,同一些西方国家的“拱火”“添油”等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中东问题上,中国推动沙特、伊朗成功复交,办成一些国家多年想办但办不成的事,为长年动荡的中东地区带来和平的希望。放眼全球,这为缓解其他地区的紧张局势发挥着重大示范效应,也为发展中国家如何在百年变局中增进团结合作提供了路径范例。长久以来,西方国家尝试通过实力碾压发展中国家,并以此获得话语主动权和事务主导权,全然不顾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尊严与治理规律。与之相比,中国积极承担大国责任、展现大国担当,全球治理中日益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中国的大国责任话语,有助于强化中国式现代化全球叙事,让更多国家的政治家和人民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包容性、创新性、和平性。

大国机遇话语拓展叙事。通过增强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动效应,中国为世界提供大规模的市场和需求,向全球释放出发展新机遇。对比西方国家“筑墙设垒”“脱钩断链”“灭灯挡路”等行为,中国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夯实能为全球发展带来新动能的口碑。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提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共享制度型开放机遇,共享深化国际合作机遇,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中国通过不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在与全球共创机遇、共享机遇的过程中持续提升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带来机遇与信心。随着中国为世界提供的机遇不断转化为改造世界的力量,更多国家从中获益,激发各国进行战略自主的思考,让更多国家逐渐接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叙事意义并加入到叙事建构的互动之中。尽管阻碍仍在,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失声”的局面正日渐式微。

四、情感规约法赋予话语能量

话语能量是否充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话语情感是否饱满。情感作为一种聚集性社会现象,与短时性、个体性和体验性的情绪不尽相同。情感是能够表达政治优势和权力关系的载体,属于理解和“用于阐释事件”的范畴。作为一个善于把握情感、培植情感、转化情感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依据情感取向与情感结构,推动情感规则与情感公约的形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赋予能量。

(一)情感取向定义话语品格

情感作为特定阶级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基础上所构成的精神范畴,在“感受的思想观念”与“思想观念的感受”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不与理性对立的客观性取向。一个政党需要基于特定的情感取向来建构政党叙事,用于彰显与传递党的价值观、治理观念和行动纲领。党的二十大报告号召“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这标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情感取向及“团结奋斗”等情感规则。这是中国共产党准确把握时代情感的力证,以此定义出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品格。

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话语品格。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劫难,仁人志士在愤懑和叹息之余不断追求能够拯救民族危亡的方案。因此,“民族何去何从”成为中国近代化话语建构的核心议题。中国共产党肩负起民族复兴的使命,通过百年奋斗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一扫近代以来笼罩在中华民族头上的阴霾。党把对民族的担当之情融入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之中,树立起自信自立的当代品格,增强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以此,不难从“敢于担当、积极作为”等话语中,体会到强大责任感与民族气概,以此培植起新时代不懈奋斗的家国情怀及充沛热情。

坚持和发扬斗争精神的话语品格。新征程上,中国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需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对于党员干部而言,要加强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养成,不断增强斗争意识、丰富斗争经验、提升斗争本领。对于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而言,要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压。强化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斗争品格,旨在坚定斗争意志,把握斗争方向和斗争主动权,掌握斗争规律和斗争策略。新时代的“斗争”语境,不是“为了斗争而斗争”或“为了一己私利而斗争”,而是要以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去斗争,打造“知重负重、苦干实干、攻坚克难”的情感状态。通过话语建构把革命斗争精神转化为新时代斗争精神,能为党员队伍注入勇毅前行的强大能量,以面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硬实力挑战和软实力较量。

(二)情感结构塑造话语情态

情感结构,指人们在特定时期对现实生活的普遍感受,蕴含价值观和社会心理的共识。情感结构虽然相对稳定、清晰,但也受社会关系和时代特点制约,其内涵会随着经济基础的变迁而改变。因此,“人的现代化”这般命题实质上具有“情感结构的现代化”意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拥有多维的情感结构,有助于增强对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和情感认同,推动塑造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情态。

一是历史情感话语。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表达了对历史的敬畏之情,建构起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情感话语:“坚定历史自信、筑牢历史记忆”,把提升“历史认知”作为“历史自信的重要基础”,有助于在现代化的实践中坚持唯物史观、正确党史观,把握发展的规律和主动权;“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是在新的赶考之路上通过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继续交出优异答卷的关键;在现代化道路上,中国人民“焕发出更为强烈的历史自觉和主动精神”,中国共产党人“以更加积极的历史担当和创造精神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贡献”等。历史情感话语,有利于激发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主体和话语受众对中国历史文明、历史进程、历史底蕴的感知与体悟。

二是人民情怀话语。党把对人民的尊重、爱护和关切等情感,以及“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现代化观融入执政话语体系中,表达“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情感公约”,明确“执政的唯一选择就是为人民群众做好事”的情感立场。人民情怀对于党的执政理念、执政方式、执政实践的影响力,融入到“人民江山论”“以人民为中心”“人民至上”“人民首创精神”“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以及民心、民意、民智、民力等话语之中。这些话语是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情感原则的诠释、丰富与发展。人民情怀话语的建构及表达,有助于持续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显露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有“情”的现代化。

三是自信之情话语。“发展自信心”对于中国式现代化至关重要,因此党运用多种具体方法建构起“自信”话语。1)情感宣扬。党的二十大把“自信自强”作为一个主题词,彰显党和人民对于现代化所需的制度准备、物质准备、精神准备、能力准备的信心,宣扬民族自信、政党自信、时代自信、文明自信等;2)情感动员。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四个自信”的践行,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思想上和行动上被持续动员,自信心明显增强,精神面貌更加奋发昂扬。这激活了党和人民团结奋斗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热情、信念及干劲;3)情感制度。从政治实践视角来看,集体性的“自信”是一种“去情绪化”的情感,可理解为是一种“应然的情感”。基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科学概括和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党把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和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转化为“自信”的政治话语。这种把情感体验具体转化为情感制度的方法,有助于使“自信”情感具备规范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这为持续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提供了强大且绵长的推动力。

四是天下情怀话语。“胸怀天下”既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经验、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党对世界各国人民根本态度的情感侧写。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向关心和支持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各国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对国际社会表达谢意,反映出中国同世界“共命运”的情感体验和情感追求。中国秉承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积极推动建设全球对话机制和经济交往机制,不断增进中国同其他国家的情感纽带与互信程度。天下情怀话语,定义出中国式现代化全球叙事的情感基调,呈递出中国“为世界谋大同”的国际主义之情。

五是自我革命话语。勇于自我革命,既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品格,也是独树一帜的政治情感。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决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因此,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坚持以反腐败作为最彻底的自我革命,解决了许多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作风问题,推动“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为之一新”。中国式现代化是一场持续进行的社会革命,积极的风气能够增强党的革命性,提高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能力与精神风貌,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反之,不良作风将极大地削弱党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和战斗性,遭受“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的冲击。党把“不负人民的家国情怀”转化为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建构原则,以此建构党的自我革命话语,承载党和人民对良好政治生态的期盼、推崇与坚定维护的真情实感。

五、结语

中国共产党主要运用了上述方法,在实践发展与话语建构的并行过程中重塑了同中国式现代化相关的历史与现实、东方与西方、国际与国内、政党与人民等话语资源的关联性,解决话语建构中的基础、策略、参照和能量等问题:运用历史辩证法来建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是尊重历史事实、重视历史传承、把握历史规律、发掘历史智慧的集中体现;运用现实抽象法来建构话语,是坚持人民至上、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的内在要求;运用系统比较法来建构话语,是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胸怀天下的实践自觉;运用情感规约法来建构话语,是坚守初心使命和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必然选择。这四种方法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辅相成,支撑提升话语的现实指向性、客观说理性、传播有效性。

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在实践中不断嬗变,其话语形态、话语内涵、话语结构等会在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中持续突破并迭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灵活地运用不同方法来建构话语,既是中国式现代化向前推进的客观要求,也是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主动权的重要抓手,还是更新国际话语规则、创新实践话语场域、重塑世界话语秩序的现实需要。方法为实践服务,实践决定方法的选择。只有运用于科学合理的话语建构方法,才能更好地表达大历史观和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强化人民立场,推动实践创新和话语创新协调发展,进而建构起能够主张全人类共同价值、呈现人类文明新形态、助力人类社会现代化的新型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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