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不能相信郑先生走了。几个月前，我们杂志第4期的译家别册还做了他的专辑，当时同事托我向先生核实几处细节，他很快就回了微信，回答得很详细，口气很亲切，后面还跟着一长串表示鼓励的表情包……一位那么热情、那么充满活力的前辈，怎么会突然走了？

然而郑先生真的走了。消息在朋友圈刷了屏，让人不能不相信。看到先生曾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我想留下一些东西”时，我有了一丝释然：先生留下了28种39卷的《郑克鲁文集》……这样的一生，无憾。

先生热爱翻译，曾发愿“翻译到不能翻译为止”，他的处女作译文——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长寿药水》——就是发表在《世界文学》1977年的第1期上，而他晚年的译作《葡萄牙情书》也是在我们杂志2017年第4期上刊发。“从青丝到皓首”，我们见证了先生绵延四十余年的翻译生涯，与有荣焉。

我们特在此推出诗人小雅、赵俊记述先生生平的长文，在文字中追忆魂归大海的先生。

晓 照

从左至右：赵俊（诗人）、郑克鲁、小雅（诗人）

一

今天的澳门特别行政区，给人的印象是面向大海的世界级大赌场，是富人们享受高标准生活的奢侈的道场，云集了无数人发财的梦想和梦想破碎后落寞的背影。旅游者也许会纵深进入澳门的历史并且在快门中留下殖民时代的遗存，然后在官方的讲解词中深入浅出，这是他们所需要的，在纸醉金迷中寻觅到了稍许的精神依托。而文化爱好者则会转进妈阁街侧的亚婆井龙头左巷10号，转进120米深的百年老宅，这是一座深受十七、十八世纪西方建筑影响的岭南派中式建筑，4400平方米的宅院里处处可见中西方文化的有机融合，140年前，一位深受当地民众爱戴的名叫郑文瑞的商人在儿子的协助下建起了这座壮观的宅院。年轻时代的郑文瑞并不如意，科考失败之后到上海跑码头，直到40岁才有起色，回到故乡广州香山和曾经经商的澳门开设了私塾，于古稀之年建起了郑家大屋，协助郑文瑞兴建大屋的儿子名叫郑观应，1894年，他在这座宅院里完成了《盛世危言》的写作。

《盛世危言》

一个商人的儿子立足于世界格局，向纠缠于西方列强的晚清政府发出了融入现代世界的最强音，而这个最强音的影响绕梁了一个多世纪依然给人警醒。郑克鲁便来自这座深宅大院，然而他对这位影响了一个多世纪的曾祖父并无直接印象，在他出生的1939年，《盛世危言》的作者早已仙游了十七年之久，他对曾祖父的印象，仅仅停留在家人的记忆和传世的著作之上。到郑克鲁幼年时代，郑家人口已渐渐从大屋中流散出去，前往各地经商。八岁那一年，父亲由于工作的调动，从海口来到上海，郑克鲁也随之来到上海，插班进入了上海南洋模范小学，终于过上了安定的生活。郑克鲁对这座新到的城市甚为喜欢，虽然经历了战争和割据，但曾经的“十里洋场”那深厚的底蕴以及容纳世界的胸襟，依旧有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迷人之处，比如随处可见的各国建筑，比如同步于世界的家居环境，比如从大街小巷传来的各种语言。郑克鲁迅速融入了这座城市，并相信这就是他一辈子将居住的地方，直到七十多年后的今天，他依旧认为上海是最适合他的城市，即使和他曾经居留过的北京、武汉等大城市相比，回到上海才有了灵魂的归属感。对于这，郑克鲁相信是冥冥之中的必然，他和这座城市拥有解不开的缘分，不仅是学业的缘分，更是血液的缘分。当年科考失败遭受人生重大打击的郑文瑞来到上海，在中国最好的码头上开始了他的传奇生涯，从普通工人到成功商人，用一步一个脚印的奋斗，开启了郑氏家族壮大和辉煌的序幕；郑克鲁的曾祖父，《盛世危言》的作者，应童子试未中之后也来到上海跟随做买办的叔父进入了家族的循环，经历了辉煌的人生后，生命的最后一秒钟留在了上海提篮桥招商公学宿舍；郑克鲁父亲带着整个家庭来到上海，在抗战结束后的东方大都市，延续了郑家远游的人生命运。这座郑克鲁根本听不懂语言的城市，把郑氏家族几代人牵在了一起，是大都市的吸引，更是血缘的召唤，当然，未来还有一段深刻的爱情故事，也将在这座城市发生。

郑克鲁翻阅《世界文学》东方最繁华的城市，中国的文化和经济中心，郑观应对这座城市曾经做过一番预言，他在《盛世危言》中单列一篇《赛会》，在介绍英国、法国、奥地利、美国、日本等国举办的世博会的同时，提出了“故欲富华民，必兴商务，欲兴商务，必开会场。欲筹赛会之区，必自上海始”的主张，因为“上海为中西总汇，江海要冲，轮电往还、声闻不隔”。特别以1893年美国芝加哥世博会为例，用分项的方法，解说了世博会举办的内容、组织、占地、筹备、资金等琐碎要素。而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举办，是对郑观应116年前预言的殷切回应。正是此般浓与黄浦江水的血缘、情感联系，使得上海对于郑家的意义非同凡响，而郑家对上海的情感回应，更站在世界的高度，达到了上海这座国际化城市的文化品质和精神高度。小学毕业后，郑克鲁顺利进入上海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这时的上海已迎来了解放，父亲的工作也渐趋稳定，这使得郑克鲁有了更有利于学习的环境。进入初中后，郑克鲁爱上了读书，他如饥似渴地读书，只要能找到的书，尤其翻译小说，他读得如痴如醉，在书籍的海洋中，整个世界都是属于郑克鲁的。

二十世纪初的外滩一角

二十世纪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黄浦江畔的上海和塞纳河畔的巴黎何其相似。一方面，作为经济和文化中心，这两座城市物质文明高度发达，在全国甚至全球都处于领先地位，而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也催生了罕见的精神文化现象：当地媒体资源丰富，出版机构林立，本土大作家坐镇，吸引了大批来自全国或全世界的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前来证明和实现自我，这样的局面引发了更多的文化争议，致使各种理念相悖的文化、艺术团体纷纷建立自己的宣言，其中有显而易见的冲突和争鸣，从而促成了文化的繁荣。另一方面，一些艺术观点明确的文化团体、艺术流派在实现了自我壮大之后，同时可以发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可以为普罗大众声张，亦可为都市文明喝彩，或者为艺术而艺术，或者开赴前线反对强权。在上海，我们看到了左翼和海派文学，在巴黎，我们看到了左翼文学和超现实主义，而这两种文化，在世界文学范畴中，分别成了俄罗斯文学和法国文学的缩影。

郑克鲁对书籍的喜好恰好映证了巨大的文化现象对一个人的影响，在高中即将毕业，面临选择大学专业时，在参考了时代大趋势之后，选择报考北京大学俄语专业，毕竟从初中起，他已断断续续学了四年半的俄语，然后阴差阳错，1957年，北京大学不招收俄语专业学生，可是他高考成绩非常不错，不想失去前往北京大学深造的机会，便报考了西语系法语专业。相对于俄语专业，法语在中国依旧是小众选择，郑克鲁走上了一条更少人迹的路，于是带来完全不同的一番景象。

二

1958年，郑克鲁来到北京大学西语系法语专业后的第二年，还不到二十岁的郑克鲁在时代潮流的驱使下，也参与了大批判。开始是批《红与黑》，郑克鲁和五位法语专业同学合写了评论《红与黑》的文章，学校领导表扬其写得深刻，便要求他们替代英文系的同学评论《简·爱》，同样受到了校领导的表扬。先不去评价这两篇文章的论点如何，对于身陷历史洪流中的个人来说，任何观点在“时间这位最不忠诚的恋人”面前都是微不足道的，就像西方文化中雅努斯的两张面孔，像中国传统中的阴阳脸，你不知道哪张脸会在特定的时间转向你，要你说出那些言不由衷的话。几年之后，《红与黑》被拍成电影在中国放映，毛泽东回头读了小说觉得非常喜欢，特别赞扬了于连这个从底层奋斗起来的人敢于追求幸福生活。由于毛泽东的喜欢，《红与黑》瞬间成了最好的外国文学作品。郑克鲁和三位同学写了一篇比较电影《红与黑》和小说的长文，发表在《中国电影》杂志上，这也是他后来翻译《红与黑》的重要缘故。

《红与黑》，郑克鲁译著名诗人卞之琳先生当时在中国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他已经不太写诗，主要将精力投入研究和翻译中，正成为那一代学人中的楷模。有一次他告诉郑克鲁：“年轻人也要搞一点当代文学。”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却在郑克鲁心中种下了一棵种子，经过时间的灌溉，影响了郑克鲁一辈子，当然，也影响了他的翻译生涯。他后来在选择翻译作品时，经常拿这句话作为标准，虽然年华流逝，郑克鲁始终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当代文学的研究和译介上。1969年，刚过而立之年的郑克鲁方才享受“文化的春天”的滋润，便又被一阵阴云遮没了前路，那是外国文学从业者最艰难的几年。从那时起，社科院外文所被“一锅端”地下放，几年时间，他们分别去过通县、十三陵、信阳和寿县，他们以劳动工具代替笔杆子在祖国大地的稿纸上写满了无数记忆。从进入北京大学西语系法语专业学习到1969年下放劳动，郑克鲁看似有十几年学习法语的时间，而事实并非如此。他真正学法语的时间少得可怜，作为法语专业的研究者，一本《新爱洛漪丝》他都读得磕磕绊绊，在研究了老一辈学习外语的经验之后，他决定背诵法语字典。他一直把拥有两万六千词汇的法语词典放在身边，一有空便背诵其中几个，并且给自己定下了标准，每天背诵固定的页码，三天之后再把前三天所背诵的单词重新背诵一遍，反复循环，直到每个词都了然于心，在完成第一遍背记之后，他又按照字母反向背诵一遍。下放的一年多时间里，他把这本小词典循环背诵了两遍。

2016年《世界文学》编辑部在上海采访郑克鲁回到中科院外文所时，郑克鲁已不再是原先的郑克鲁了，如今的他，经过一年多的历练，他的智识升到崭新的高度。原先那些一脸严肃的法国经典作家，仿佛都成了他久别重逢的故交，坐在一个圆桌上，相互讨论着作品中的问题，无论是司汤达、巴尔扎克，还是雨果、梅里美，都是些亲切得可爱的人，他们的小心眼、坏脾气都暴露得一览无遗。这时候的郑克鲁，才感觉到自己已经准备好了，未来已不再那么遥不可及。郑克鲁并未急着去尝试翻译法国文学作品，接下来的几年，他将主要精力投放于阅读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系列，边阅读边撰写阅读笔记，几年下来，他读完了其中百分之九十的作品，做了几百本笔记。有了这样扎实的功底，他后来在编写《十九世纪法国文学史》的巴尔扎克条目时，获得了包括冯至和卞之琳在内的外文所众多专家的一致首肯，也使得这本书成为他们写作《歌德》和《托尔斯泰》时的参考材料。他在1987年调入上海师范大学时，很多教师都知道郑克鲁这个名字，以及这个名字后面的巴尔扎克。1978年，年届不惑的郑克鲁终于动笔翻译巴尔扎克——这个法语文学翻译界永远绕不过去的巨人。为了这一天，郑克鲁准备了二十年。他牛刀小试的第一篇，选择了巴尔扎克所有小说中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得最好的《长寿药水》，一篇十九世纪上半叶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是罗伯特·史蒂文森和奥斯卡·王尔德作品的先驱，刊登于《世界文学》复刊号上。《长寿药水》刹那间便在读书界引起强烈的反响，新时期巴尔扎克翻译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三

“文革”之后，外国文学翻译和出版迎来了一个春天，每一部外国文学作品的再版都会引起购买的轰动，书店门口等待买书的读者排起了长龙，无论是古典文学还是现当代文学，都会被抢购一空，出版社动辄数万、数十万的印数，令外国文学出版看似无比繁荣。这样的大环境下，《世界文学》在1977年尝试复刊并于1978年正式出刊，武汉的《外国文学研究》创刊。1979年11月，解放后最隆重的“全国外国文学工作会议”在广州举办，会议重点讨论了外国现代派文学再评价问题，上海的《外国文艺》索性为现代派文学打开了方便之门。现代派文学在中国的再次译介传播势在必行。1980年厚厚四大册、收录一千多部世界各国文学名著内容提要的《外国文学作品提要》与读者见面，未过多久，同样厚重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出现在全国书店最瞩目的位置。这两部书便成了读书界谈论的重点，事实证明，这两部的影响力达到了空前的地步，先前只听过名字的作者带着最经典的作品来到读者的生活之中，而它们所带来的影响绝非仅仅停留在读者层面。更多的写作者，特别是恢复高考后进入大学中文系的青年作家们，各自从书中认领了一位外国师傅进行拆解和仿写，迅速地拿出一批所谓的“先锋派”作品占领饥渴已久的中文刊物。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意识流、超现实主义，黑色幽默、存在主义、新小说的“徒子徒孙”为中文写作带来了“新文学”之后的又一次革命性的胜利。

《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为这次文学革命投入“深水炸弹”的四位编者之一便是郑克鲁。作为引领世界文学潮流，文学流派更迭最快的法语文学在这两套书中的比例突出，特别是《外国现代派作品选》；郑克鲁亲自翻译了其中的多篇作品。两套书出版三十年之际，郑克鲁著文透露了当年的设想：可以说，从1978年到1979年，对于外国现代派文学作品的禁忌逐渐解除了，但其庐山真面目究竟如何？人们总想对之探胜索幽。于是，编纂一套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的事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袁可嘉先生“文革”前就已经开始研究外国现代派，董衡巽是“文革”前专门研究美国现当代文学的，对欧美现代派文学也有相当深入的了解。法国文坛比较活跃，不少现代派文学都产生于法国，需要一个懂法文的人加入这个团队，于是我就参加了编纂这部作品选的队伍。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金子信先生“文革”前曾是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研究生，曾编过三卷本《外国短篇小说选》，与外国文学所的研究人员来往密切，他承担了外文所与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沟通工作，并充当了这套书的责任编辑。

现在看来，这套书的编辑可谓精益求精。作品的选定需要考虑代表文学流派高度的主将、重要理论的倡导者、作家地域的全面和均衡。至于译者的选择，有成名已久的冯至、卞之琳、赵萝蕤、查良铮、金隄、李野光等，也有年富力强的吕同六、李文俊、文美惠、高中甫、韩耀成、宁瑛等，更有编者亲自上阵，把他们多年来的研究对象的代表作如数奉上。如此高水平的译者队伍，在出版史上实数罕见，即使四十年后的今天再来审视这个强大的编辑团队和译者团队，都可以用现象级来形容。它们的出版，可谓为未来外国文学选本确立了一个标准。

对于郑克鲁和金子信来说，这次“破冰式”的出版合作仅仅只是“友谊的起点”。就在这套书出版不久，一个更具“爆炸性”的出版合作计划迅速成型并付诸现实，这将涉及未来出版业的超级大腕，也是令郑克鲁心悦诚服的三大外国文学出版人之一的刘硕良先生。

《世界文学》编辑部苏玲、高兴与郑克鲁合影比郑克鲁年长7岁的刘硕良，原先在《广西日报》工作，1980年才调入广西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正式成为一名出版人，着手创建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外国文学作品的副牌——漓江出版社，并于1985年5月正式成为独立实体。1980年，刘硕良入主漓江出版社后，便广泛搜集国内知名翻译家手中现成的翻译作品，首先向图书界投入两颗重磅炸弹，分别是俄国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夜》和法国浪漫主义作家贝纳丹·圣比埃的《保尔和薇吉妮》。两本小书在读者中的反响甚是强烈，刘硕良便有了做成丛书的打算。在得到斯坦贝克的《人鼠之间》和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的译稿之后，他在《世界文学》上偶然读到郑克鲁翻译的《长寿药水》，便询问他是否有更多的巴尔扎克小说译稿。郑克鲁为刘硕良提供了除《长寿药水》外的六个中短篇小说，分别是《刽子手》《家族复仇》《柯内留斯老板》《不为人知的杰作》《费拉居斯》和《大布勒泰什》，然后以《家族复仇》为书名在漓江出版社出版，作为漓江版“世界文学名著”的第五种书籍，以首版105000册开印，没想到这本25万字的小说迅速脱销，成了当年出版奇迹的见证者。

《家族复仇》，郑克鲁译与郑克鲁有了正面联系之后，刘硕良便有了更加具体的打算，他希望漓江出版社拥有一个更加广阔的对外传播外国文学的平台。那时的郑克鲁正在为春风文艺出版社的外国文学系列丛刊《春风译丛》组稿，因为有社科院外文所强大的译者团队支持，《春风译丛》的存稿量较多，便主动和刘硕良商议为漓江出版社编辑出版《漓江译丛》，每期40万字左右，每年出3-4期。两者的计划不谋而合，1981年便出版了第一辑《漓江译丛》，郑克鲁和刘硕良进入了深入合作阶段。金子信与郑克鲁为社科院的同级生，1962年考入社科院做唐弢的研究生，并于“文革”后调到上海文艺出版社任编辑，在编辑出版《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之前便独立编辑出版过三卷本的《外国短篇小说选》，极受市场欢迎。1981年，常年出差在外的金子信来到北京找郑克鲁吃饭喝酒，席间两人说起当时的世界文学格局，深感于世界文学的发展速度和中国在外国文学出版上的滞后，一起提出编辑出版一套“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在得知金子信所在出版社无法践行此计划后，郑克鲁第一时间联系了身在桂林的刘硕良，把计划编辑出版“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一事完整告诉了刘硕良。刘硕良迅速做出反应，邀请郑克鲁、金子信前往桂林商谈出版合作事宜，在郑克鲁详细讲述出版计划后，刘硕良立马奉上合同：一辑十本，郑克鲁负责组稿，漓江出版社负责出版发行，刘硕良，金子信和郑克鲁三人为联合主编。和刘硕良匆匆别过后，郑克鲁来到杭州组稿，作为社科院外文所的“百晓生”，他深知诸多译者的动向，也清楚谁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理想译者。除他自己承担法国作家马丁·杜加尔《蒂博一家》的译者和夫人朱碧恒承担挪威女作家西格丽德·温塞特《新娘·主人·十字架》的译者外，其他八本书的译者一一确定。

《蒂博一家》

就在郑克鲁踌躇满志，准备为崭新的事业大干一番之际，社科院外文所领导派遣他到法国访学，这令他落入了两难境地。他手头繁忙的工作不允许他离开，而去法国访学的机会，也是对他工作的肯定，思索良久，他还是选择去法国，便把《春风译丛》的组稿工作委托给社科院外文所同事。就这样，郑克鲁带着丝丝不安前往巴尔扎克和雨果的国度，由于通讯不便，郑克鲁唯有通过书信了解合作项目的进展情况，而越洋通信的周期太长，信上所提及之事或许发生在数月之前，因此，他与几位好友几乎断了联系。两年后，郑克鲁学成归国，发现从1982年便开始陆续出版发行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没有自己的名字。这位在“丛书”上不具名的主编之一依然为丛书的出版努力，将社科院外文所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翻译名家继续介绍给刘硕良——这位正在冉冉升起的出版明星。2012年，刘硕良在回忆录《三栖路上云和月·为新闻出版的一生》中提到当年“丛书”出版的曲折过程：

这套丛书的最初发起者是毕业于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生院的两位青年专家——郑克鲁、金子信，他们在思想解放的汩汩洪流中敏锐地看到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巨大价值和市场潜力，大胆提出为每位获奖者出一卷代表作的丛书计划，并着手组织了一批译稿，但几经周折都没有落实出版单位。……在多方受阻之后，策划者将目光转到西南边陲，却很有些雄图大略，并显示了一定的出书章法和成效的漓江出版社，而此刻漓江出版社也正欲有更大的作为，正想做更大的文章。所以一得知郑金二位的试探性意向，漓江便立即接招，把他们接到南宁来。双方一拍即合，几次交谈就达成了协议，漓江全部接受丛书计划和所组的稿件，并且迅速安排出版。看到自己的付出被肯定，郑克鲁感到了一些慰藉。对于任何直接或者间接帮助过他的人，他一直怀着感恩之心，虽然失去了“丛书”主编一职，他始终觉得漓江出版社并未有负于他，反倒是让他的想法得以实现。

四

1981年，郑克鲁42岁，是他进入社科院外文所的第十六个年头，正如但丁在《神曲·地狱篇》中所言：“我走过我们人生的一半旅程”。与但丁截然不同的是，他并没有“走入一片幽暗的森林，迷失了正确的途径”，初入中年的郑克鲁正是“春风得意马蹄疾”。早在几年前，他和柳鸣九、张英伦合著的《法国文学史》确立了他在巴尔扎克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地位，一年前他又成为读书界轰动一时的《外国文学作品提要》《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两部大书的四大编辑之一，同时为《春风译丛》和《漓江译丛》组稿，发起并主编“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1981年初他出版了巴尔扎克小说集《家族复仇》，马丁·杜伽尔代表作《蒂博一家》第一册也已译毕，第二年将由漓江出版社出版……作为“虚度”了十年青春华年的第二代学人中奋起直追的一员，郑克鲁以后来者居上之势迅速跃入读者的视野，凭着质量并重的翻译作品建立起名声。

《法国文学史》，郑克鲁编著

顶着前途不可限量光环的郑克鲁被组织委派前往巴黎第三大学做为期两年的访问学者。当双足踏上戴高乐机场的那一刻，郑克鲁的心情是忐忑的，他深知，无论是在法国还是远在万里的祖国，都充满了无数不确定因素。在法国的两年，他无法确定能否得到自己所需要的，而在祖国，通过文化春风所带来的信号，一个学科在两年之内可以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远离祖国的人又能知道有多少变化呢？然而巴黎终究是巴黎，是郑克鲁中学时代所读巴尔扎克、雨果和司汤达的巴黎，是巴黎圣母院，是纽沁根银行，是埃菲尔铁塔，是上流社会的奢华和底层人民的苦苦挣扎，当然更是欧内斯特·海明威笔下的巴黎：“假如你有幸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那么你此后一生中不论去到哪里她都与你同在，因为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即便早已过了它的文化鼎盛时代，巴黎在文化雅致方面依旧领先于全球，你不得不承认文化基因的强大存在。学校课程并不复杂，郑克鲁有大把时间浸泡在学校图书馆查阅资料，摘抄笔记。由于对书籍的天然热爱，他依照地图寻遍了拉丁区所有的二手书店，最后选定一家名为“大又多”二手书店作为自己选购书籍的“根据地”，每周都花上两三天时间来此购书，每次出门时他都会背上一个空书包，而回去时仿佛享受了饕餮盛宴，塞得鼓鼓的书包连郑克鲁背起来都有些吃力。

郑克鲁为《世界文学》题词在法国的两年，郑克鲁发现了法国诗歌，他认为法国诗人写出了世界上最好的诗歌，从浪漫主义开始，雨果、拉马丁、维尼、波德莱尔、兰波、马拉美、魏尔伦、阿波利奈尔、瓦雷里等。郑克鲁收集了很多诗集，但没急着翻译，他觉得诗歌和小说的语言迥异，在翻译诗歌之前，必须要有足够的准备，直到他调入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学校要求给中文系学生开设诗歌课程，郑克鲁利用一个暑假时间写就诗歌教学讲义，以一个诗人的代表作作为诗人的整体观照，来讲述古今诗人。这些文章发表于《名作欣赏》，后来还成功申请了国家项目，于是便有了《法国诗歌史》一书。而翻译的诗歌，1990年以《失恋者之歌·法国爱情诗选》为书名出版，后来因为翻译诗歌数量的剧增，由近300页的小册扩充为超过1000页的巨著，内容从中世纪的织布歌，十六世纪提出“保卫法兰西语言”的七星诗社代表作，十九世纪广为盛行的浪漫主义，十九世纪后期的象征主义，到二十世纪初的超现实主义以及其他更多的流派诗歌，涵盖了整个法国诗歌发展历程，可谓“通史”式译本，足证郑克鲁对法国诗歌的重视程度。

《失恋者之歌·法国爱情诗选》，郑克鲁译郑克鲁看来，想要在外国文学研究方面有所建树，就必须要有广泛的原文阅读和大量的翻译的实践，通过迻译和精读，从原文语境中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和创作背景，结合文化周边的相互参照，才能与作者建立起有效“沟通和联系”，从而形成并提出具有说服力的观点。在学术和翻译领域，他一直遵循“学而优则译”的原则，一手写着具有历史观照与美学价值并举的学术文章，一手通过精读研修作者翻译了大量经典文学作品。他不仅如此要求自己，在后来的教学工作中，对学生的要求同样严格，因而培养出了一大批学研译同样出色的优秀翻译家和学问家，他们在法语文学翻译和研究领域都找到了自己的坐标。郑克鲁的第一个博士生朱振武说起自己导师的外语修养时感慨万千。有一次他翻译几首小诗，查了好几本词典都找不到那几个词的释义，便找到郑先生寻求指点。郑克鲁看完几首小诗后，告诉他这几个词一般的词典是查不到的，并指出在上下文中的意思，说完便在打印纸上译出了这几首诗。原来这几首诗都出现在不知名的小说之中，很难说郑克鲁看到过那么偏僻的书籍，但他翻译时气定神闲，不假思索，令朱振武敬佩万分。虽然身在异乡，郑克鲁并未松懈他的专业，借着闲暇时间笔耕不辍，当他学成归国之际，一本《法国文学论集》、一本与金志平合译的《康素爱萝》已摆上书架，《蒂博一家》第二、三册的翻译也接近尾声；《世界文学》《十月》等刊物先后发表了他翻译的阿尔贝·加缪、让-路易·居尔蒂斯、罗曼·加里、博里斯·维昂等人的小说，他在国内的名声不降反升，而他这几年在学术和翻译上的双重成就，为他回国后开启崭新事业铺平了道路。

五

结束“十年动乱”之后，中国教育界发生的最大事件便是恢复高考制度，那些原本以为无法通过考试制度来改变命运的人都重燃希望，纷纷报名参加高考，就1977年冬天和1978年秋天的两个考季，考试人数便超过了1160万。考试结束后，有近百万名大学生走进了高校课堂，整个国家的肾上腺素都在为之燃烧，然而面对突如其来大批学生的涌入，那些经历了“十年寒冬”的高等院校仿佛尚未为这样的春天做好准备，特别是文科教育方面，人才培养的断层使得师资力量显露出力不从心的一面。就是在这样的局面下，“文革”前成熟的知识分子被大量请出书斋，肩负起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任。

1984年，武汉大学借着这股“东风”把郑克鲁请出了书斋：

当时武汉大学校长是刘道玉。他认为当年的武汉大学最主要的还是师资问题，缺少学有专长、仍在科研第一线工作的学术带头人，特别是大师级的科学家。因此，要振兴武汉大学，必须从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做起，特别是要千万百计地物色和培养各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和大师级人物。在物色人才时，还应当解放思想，不拘一格，不应忽视那些受到压抑或埋没的人才，以及确有才华的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为了继续和法国方面的合作关系，他看中了我，我就是那个时候被调进武汉大学的。

作为武汉大学重点引进人才，学校为郑克鲁的工作和生活创造了优越的条件，尤其是宽松和自由的思想，让郑克鲁工作起来如鱼得水。根据武汉大学和法国的教育交流协议，武汉大学把西语系法语专业升级为独立的法语系，新建了法国问题研究所，创办了《法国研究》杂志，还主办了中法两国学术研究讨论会和博士预备班，郑克鲁担任研究所所长和杂志主编。由于郑克鲁与其他几位法语教授的调入，学校法语系力量大大增强，获得法国方面的称赞，使武汉大学成为当时国内法国综合研究的学术中心之一。成为学术带头人的郑克鲁自然成为了最忙碌的一个人，他不仅肩负起教学工作，还要参加和法国方面交流。武汉大学的几年时光，郑克鲁的学术生涯迎来了大爆发。他发表了几十篇论文，主编44万字的法国中短篇小说集《假情妇》一书，完成《法国文学史》的雏形《繁花似锦：法国文学小史》一书。更重要的是，他出国前便开始翻译的、总字数达130万字的《蒂博一家》终于全部出版，加上他在武汉大学法语系建设上的成就，为他赢得了法国文化教育一级勋章，法国教育部长莫利诺亲自前来武汉为他授勋，郑克鲁的学术荣誉达到了顶峰。

《法国诗选》，郑克鲁译

连郑克鲁自己都认为武汉大学将是他学术生涯的最后一站，毕竟已近知天命之年，他的学术声望如日中天，还亲手创建了第一流的法语研究、交流平台。想象力范围之内的美好生活像抒情画卷那样铺展于他面前，就像俗话说的，天空才是他的极限。但想象力终究是有边际的。当郑克鲁集中精力尝试进一步突破时，一个惊天消息打乱了他所有的部署：他有机会回到上海。上海，对郑克鲁来说是永远无法回避的词眼，在已经建立起来的学术威望和根植于记忆深处的归乡渴望之间谁是更强大的胜利者？在郑克鲁看来，这样的选择题并不难做，他坚信现在的一身本事到哪里都能东山再起，于是遵从内心召唤：回上海。郑克鲁回上海的消息在业内悄然传播。沪上好几所高校有意促成这番美事，其中不乏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这样的重点院校，但为了与多年两地而居的妻子在沪上团聚，他选择了上海师范大学，郑克鲁与妻子朱碧恒如愿回到他们梦想起航之地。

六

随着与妻子的团聚，刚到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的郑克鲁，已无需为俗物而操劳，他全然投身于教学工作之中，为学生开设了“外国文学史”“法国文学史”“法国诗歌选读”“法译汉的方法与实践”“高级法语”等多门本科和研究生课程。对于本科教育，他的教学深入浅出，对学生的需要有求必应；对于培养研究生，郑克鲁也有自己的方式，他根据学生的专业方向和个人优势，针对性地开具详细的参考书目，要求学生在一定时间内完成作品原文和参考资料的阅读，还鼓励学生写作论文并向专业期刊投递。这一套教学方法正是他结合自己在北京大学西语系和社科院外文所的求学经验所得。北京大学重视学生中文功底的培养，而社科院外文所则让年轻人做一些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工作。面对学生，他毫无保留。

朱振武教授依然记得郑克鲁对他关于如何做学术的教诲：宁深勿广，忌大而全。做学问可以化繁为简，但基本功夫不能偷懒，往深处挖掘意义，比掌握各类毫不相干的知识更有现实效果。如今，他的多位高足已经在学术、翻译和教育等领域做出了长足贡献。

郑克鲁的题词来到上海的最初几年，郑克鲁主要投身教育工作，翻译的数量并不多，只是编了三册《法国古今短篇小说精选》，译了雨果的《见闻录》和乔治·桑的《瓦朗蒂娜》。主要原因是在他看来，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他感兴趣的小说并不多，而初入学府后的科研工作占去了大量时间。在翻译原则上，他只译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作品，除了和金志平合译了几本乔治·桑小说，和王振孙合译了米兰·昆德拉的《玩笑》，他很少接受与人合译文学作品。后来的几年，出版界流行重译风，经典重译成了出版市场的主流，郑克鲁赞成这种做法，他认为一个经典译本的寿命在五十年左右，因为时代的进步和语言的升级，老译本和新语言习惯已形成了冲突，唯有更新语言才具更佳的可读性。在重译中，要特别注重对曾经删节译本的补充完善，订正讹误，还原真实，力求给读者完整的审美对象。以此为准绳，郑克鲁花了几乎二十年时间重译了《基度山恩仇记》《茶花女》、《红与黑》《悲惨世界》《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巴黎圣母院》等法国十九世纪经典名著，在重译经典的间隙，他还翻译了几册科普读物、罗曼·罗兰和蒙田随笔、《波德莱尔诗歌精选》《希区柯克与特吕弗对话录》以及《16位大诗人和他们的母亲》。

郑克鲁翻译的《茶花女》和《基督山伯爵》

郑克鲁先生的译文平实质朴，而非浮华夸饰；他一向摒弃所谓的翻译理论，而是尽量忠实于源语的句式和句法等语言特征，充分发掘其字里行间的意义、意境、语气、基调、意蕴和节奏等文学要素，合理运用译者的主观能动性。郑克鲁不赞成创造性翻译，特别是译文超越原文的理论，除非翻译的作品原本水平便不高，但这和他的翻译理念相悖，他只选择具代表性的作家的代表性作品。一个句子在法文中绝了，再译到中文中也绝了，这便是翻译的最高境界，要超过绝了的水平，是值得怀疑的。翻译过程会失去很多东西，那么失去得越少便是越好的翻译。除了保罗·萨特、阿尔贝·加缪、让-路易·居尔蒂斯、罗曼·加里、博里斯·维昂外，郑克鲁很少翻译二十世纪中后期法国作家的作品。在他看来，过度的商业化使法国文学正在走向衰落，由萨特、加缪代表的经典时代已经过去，如今的作品普遍缺乏灵魂而无法为读者牢记。然而临近古稀之年，他却接受了上海译文出版社对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的翻译邀请。这是一本影响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被誉为“女性圣经”的跨时代巨作，也是郑克鲁第一次翻译纯理论著作，从2004年上海译文出版社从法国伽里玛出版社购得版权开始，到郑克鲁正式交稿出版，73万字的著作，前后总共花了七年时间。虽然翻译过程甘苦自知，但获得第四届“傅雷翻译出版奖”。

2012年郑克鲁获颁“傅雷翻译出版奖”

纵然在法语文学翻译领域树立起了很高威望，郑克鲁一直坚持认为自己更大的成就是在学术领域，当年李健吾、卞之琳等前辈的教导言犹在耳。自社科院外文所研究生毕业后的二十年，他在学术领域不懈耕耘，出版了《法国文学史》（合著）、《法国文学论集》、《法国文学小史》等著作，发表数十篇学术论文，并为众多翻译作品撰写了前言。郑克鲁撰写的前言，长则数万字，短则数千字，以把话题阐释清晰为要务。

1993年初，国家教委高教司文科处委托郑克鲁主持修订一部《外国文学史大纲》，他几乎花了一年时间来思考《大纲》的修订，《大纲》完稿后，在北京召开的定稿会上，得到了专家们一致肯定。时任社科院外文所所长吴元迈希望随后上马的教材能对某些问题作出更为深入的探索，一些刊物也对《大纲》做了正面的评价。1994年，郑克鲁开始正式编写《外国文学史》：

一般编一部教材就两三年，我编了五年，因为我的目标是超过原来大学里使用的文学史教材，我有我的思路、主张和写法。我现拟了一个提纲，请参与编写的专家学者来开会，过了一段时间又把范本发给他们，既有概论的范本，也有作家作品研究的范本，就这样写了五年。

《外国文学史》出版后，受到广泛的肯定和欢迎，目前仍保持了每年6-8万册的发行量，是国内高校中使用率最高的外国文学史教材，被誉为“21世纪初以来中国外国文学教材中当之无愧的扛鼎之作”。

2020年第4期“译家档案”郑克鲁小别册郑克鲁并未被随之而来的鲜花和掌声所吞噬，他根本无视荣誉，很多人会把自己所获的荣誉大肆渲染，在看得见的地方都摆放上自己所获的奖项。当然，这种做法无可厚非，毕竟是他们的努力和奋斗所的，但在郑克鲁，荣誉或许恰恰是阻碍他继续往前的事物。有一次上海师范大学副校长陈恒去拜访郑克鲁，想一睹那枚“法国文化教育一级勋章”，可郑克鲁和妻子怎么也想不起勋章放在什么地方，找了半天都没找到。就在编写《外国文学史》过程中，郑克鲁完成了《法国诗歌史》和《现代法国小说史》的撰写，1999年，他影响最大的文学史著作高教版《法国文学史》面世。这部130万字的“文学通史”耗费了他十年写作时间，而准备时间则更长，写作过程中，他一直以法国著名文学史家朗松的话“一部法国文学史应该是整个一生的完满结局和结果”勉励自己。这部书后来又多次修订，2018年，由商务印书馆收入《郑克鲁文集》。

2018年出版的38卷《郑克鲁文集》

七

2008年，郑克鲁荣获“中国资深翻译家”称号，2009年，从上海师范大学荣退。退休后的他，依旧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只要没有重大活动需要外出，他每天和妻子穿过师大校园来到光启楼十四层的一间办公室内打开电脑相对而坐，开始一天的劳作。退休十年来，这是他们的基本生活状态，他觉得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翻译了那么多法国小说，郑克鲁依然是不善于表达感情的人，特别是对于妻子，从来没有送过礼物，哪怕是生日时送上一个问候。对于出生上海的朱碧恒来说，骨子里还是有大都市的浪漫情怀，然而她为这个家庭，为了丈夫的事业，牺牲了很多。她了解自己的丈夫，她愿意为这样的丈夫牺牲，每天能与丈夫在一间办公室内朝夕相对，精神上已然满足。

郑克鲁与夫人朱碧恒回忆起他们一起走过的岁月，朱碧恒能清晰地记起每一个细节。当年“下放”两地时互勉背词典，丈夫一年便可以把两万六千字的法文词典倒背如流，而自己的英汉词典只能背到……自那时起，她便对丈夫有了崇敬之情，此后她主动承担下一切家务活，为丈夫工作创造更多的时间条件。说起女儿时，郑克鲁脸上都会显露出慈父的笑容。女儿小学时，郑克鲁还在社科院外文所工作，有一回学校布置写议论文，女儿写的作文看似精辟却没有力量，他便以地理为例引导女儿的想象，最后形成了这样的开篇：世界上什么地方最高，高山，珠穆朗玛峰。世界上什么地方最深，海底，马里亚纳海沟。但是人类要征服这两个地方。有修辞有警句，郑克鲁觉得非常满意。高中毕业后，女儿便去了法国，在巴黎第三大学经济学专业学习，毕业后随丈夫去了蒙特利尔，如今很少回到上海。前几年她还为两位老人办了移民，但因郑克鲁和朱碧恒拒绝去坐“移民监”而失效。他们觉得，如果离开这片土地，就像摆渡者变成了乘客，他们一辈子的工作彻底失去了意义。如今，两位老人在自己出生的地方，在拥有祖先血脉的地方，在结束了十几载的分离、在穿越了数千个日子的思念之后，在摒弃了世俗的困扰和名利的纷争之后，走进这座几已无人相识的校园，打开电脑，相对而坐，难道这不正是我们四处寻觅的洗尽铅华的爱情吗？

感谢小雅、赵俊两位作者授权我们发表此文。本文所用的第二张插图为作者提供，其余插图部分源于网络，部分为社科文献出版社裴玉女士拍摄，特此感谢。

编辑 刘桂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