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深圳的这么多年，我一直在这座大厦上班。

1989年2月，我只身一人应聘来深圳，由于公司暂未腾出宿舍，临时安排我住在这座大厦的股东房。夜晚，菜田环绕的田面村、黄木岗一带忽然响起了零星的鞭炮声，我一愣，这才想起这天是元宵节呢，独自一人在宿舍，不免有些冷落。某一天傍晚，公司总经理见我独自在大厦外，陪我边行边聊，绕小区走一圈，初来乍到的我并不觉得深圳人与人之间冷漠。

当时，深圳经济特区已初现框架，雨后春笋般的大小楼宇，大都集中在罗湖商业区。气宇轩昂的国贸大厦，以“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以及楼顶叹为观止的旋转餐厅闻名遐迩，是游客的必去之处。而我们这座大厦，楼体高度当时排深圳前四，但因建在相对偏僻的城郊，外商十分看好发展前景，却不愿马上投资入驻。万事齐备，只欠东风，尽快由建设向经营转轨是当务之急。

我们公司是一家综合型的内联企业，经管这座大厦兼作其他营业项目。当初老领导决策对路，将股东们有限的投资，找准目标，建起了能保值增值的高楼大厦，深圳崭新的地平线上多了一块改革开放的巨碑。继任领导亲力亲为，四处招商，终于引来了当时比较火的免税商场，连同大厦内的商贸展业酒店，呈现勃勃生机，整装待发了。

我这个“小字辈”，初来公司做行政文秘工作，许多事情不同于内地，要在干中学。我钦佩主管领导能把公司24家发起人股东拢得挺好，拧成一股绳，不因人众想法杂而闹意见，和气生财干事业。这是一门领导艺术，对我影响较大，后来和其中不少人也成为朋友。身在大厦，并不是一味坐写字楼，必要时要走出去。刚来那年夏日，一场台风袭击深圳，公司在西乡的养虾场水漫堤溃，公司组织人手急忙赶赴现场，堵漏修堤，虾田的海水哗哗涌出，基围虾顺流而逃，看到创业初期的心血付之东流，那才叫心疼啊。大家不顾手臂被虾额角刺戳和咸海水浸泡的疼痛，在大型机械助阵下，渐渐收拢溃口，但不可抗力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着实给我们上了一堂活生生的防范风险课。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深圳的发展重心逐渐西移，我们大厦这一片成为新的中心区域，真是水到渠成。那时我们公司已经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涨涨落落，牵动广大投资者的心。虽然公司的主业不是房地产，但再续建房盖楼前业，不失为回报投资者的好途径。这期间，公司在福田一带开发几座商住楼，老总率队现场看地，搞市场分析，听取包括我在内等人的意见。按照上市公司的规矩，重大投资须经董事会乃至股东大会表决通过，我与同事走出大厦，到中国证监会申办公司1997年度5781多万元配股募集资金改投房地产事项，最终获准。作为两届董事会秘书，有时要用电话向各地的董事们汇报拟投资项目情况，或专此逐一上门汇报，从深圳到上海，接着又赶去北京，董事们听了，在文件上签署意见，带回公司运作，一点马虎不得。

那些年，每当编制年度报告的繁忙之时，我和同事不分昼夜工作，调整一个数，关联一大串，忙活好半天。年报登报后我要坐在办公室静候投资者反应，接听电话答疑。实话说，不是每一个来的电话都和气中肯，个别人来电言语刻薄粗鲁，要有包容，瞅一言窗外绿景，心中的不快渐消。我在职期间，公司每年都给投资者分红，信息披露未出现纰漏，董事会的基础工作得到证监局的肯定，很是欣慰。

进入本世纪，公司整合更名，成为一家专业房地产企业，本部搬出了这座大厦，我转到一家四星级酒店任职，换了楼层，仍在这座大厦上班。

这家酒店占据着大厦“半壁江山”，办店初衷基于公司老领导为内地来深股东提供食宿方便这一朴实想法，一直是母公司的创收大户，不仅如此，她还殊荣盈门，“家园”文化深入人心，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在酒店穿西装，当高管，看似体面，实则生活质量打了折扣。酒店每天24小时运转，晚上又是营业的高峰时段，管理人员经常在现场解决问题，不能按时回家。我家人起初不理解，经我解释才明白做这行的特性。按每天晚两小时算，加上节假日和日常值班，这么多年究竟奉献了多少自己的时间，难以算得清。但看到熟客满意，员工勤快，酒店经营蒸蒸日上，这种职业付出是值得的。

职业有时会改变人。做秘书时需手勤腿勤嘴严持重，不好过分张扬。到酒店做高管却不能这样，面对几百号员工，要营造活跃气氛，提供成长进步的机会，各种培训、竞赛、演习、文体活动层出不穷，需要上台讲话或参与活动，和员工打成一片。从不自在到习惯上台“亮相”，有个适应过程。我认真备课，制作多个PPT，图文并茂给员工讲解有关业务，给党员上党课，做活动讲评，到后来，不讲还真不习惯呢。市场竞争激烈，买卖还得吆喝，我和员工一样卖月饼，搞促销，不嫌“掉价儿”。嘴勤腿不懒，和保卫部门安全巡查、月度安检常态化，上下徒步大厦，及时发现和排除安全隐患，保一方平安。

十多年来，大厦老字号酒店作为“母体店”，由深圳幅射省内外，又把触角伸向异邦，开设了数十家连锁酒店，实现了有序快速发展。如今在大厦周边，林立着更高更壮的新厦，大厦变矮了，但她的名称和精神不矮。

这座大厦，就是航空大厦。

编辑 李怡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