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汪曾祺先生，大家常联想到他那平静中和的处世态度，眼前浮现出一位“可爱老头”的形象。他似乎总能从平淡的生活中找到乐趣，一句“生活，是很好玩的”很戳年轻人的心。但其实汪曾祺这一生历经坎坷，经历过困苦，也曾因工作无着念及轻生。这些却少有人知。汪曾祺是如何成为文学大师汪曾祺的？ “佛系”之外，汪老是个怎样的人？

为纪念汪曾祺诞辰100周年，由未读·文艺家出版、北京大学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杨早编著的《宁作我：汪曾祺文学自传》在日前问世。该书以汪老的散文选段复现他70余年人生历程，从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个与平时所闻不一样的汪曾祺。

汪曾祺是否写过自传？据编者考证，汪曾祺曾在1991年写过八篇带回忆性质的散文，总称为“逝水”。不过内容只记述到汪曾祺初中时代。而本书收录的文章，从1920～1939汪曾祺的家乡高邮与江南讲起，到于昆明西南联大读书，一直追溯到1980～1997 年汪老在北京成家得子，呈现汪老的人生轨迹与精神信仰。

《宁作我：汪曾祺文学自传》

汪曾祺 著

杨早 编

未读·文艺家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20年8月

虽然“可爱老头”汪曾祺的形象深入人心，但是别忘了汪先生也曾年轻过。求学时他的那些想法、经历，放到今天大概同样会受年轻人喜爱。在江阴上高中那段时间汪曾祺就不好学习，好玩。“下午躺在床上吃粉盐豆（江阴的特产），喝白开水，看书，把三角函数、化学分子式暂时都忘在脑后，考试、分数，于我何有哉，这一天实在过得蛮快活。”

到了西南联大，汪先生还是一贯的潇洒自在：“大部分同学是来寻找真理，寻找智慧的。”“我就是冲着吊儿郎当来的。我寻找什么？寻找潇洒。”

不过，痛苦的日子也是有的。1946年，从西南联大毕业后汪曾祺回到上海，举目无亲的他只能借住在好友家，整日颓废。因为工作没有着落，他曾想过自杀。老师沈从文得知后，写信将他大骂一通：“你手中有一支笔，怕什么！”

读多了汪曾祺关于幸福、关于日常的记述，很难想象他曾被认定是“右派分子”，还有下放张家口劳动改造的困苦经历。“大部分的农活我都干过，力气也增长了，能够扛一百七十斤重的一麻袋粮食稳稳地走上和地面成四十五度角那样陡的高跳。”你能把扛一百七十斤重麻袋的汪曾祺和你曾读到的汪曾祺联系起来吗？即使是经历了这么一遭，他仍是“人间送小温”，展示给读者的“苦”里是带有“乐”的。再脏再累的活到了汪老笔下都变成了一种值得记述的体验与难得的经验。“我是个喷波尔多液的能手。大家叫我总结经验。我说：一、我干不了重活，这活我能胜任；二、我觉得这活有诗意。”

恋爱中的汪曾祺也是性情中人。回想起自己高二时的初恋，汪老写下了这段细腻、动人的文字，耐人寻味。“我后来到过很多地方，走进过很多水果店，都没有这家水果店的浓厚的果香。这家水果店的香味使我常常想起，永远不忘。那年我正在恋爱，初恋。”

人们给汪曾祺贴了很多标签“美食家”“生活家”“最后一位士大夫”，但是别忘了，汪曾祺本职是位作家。汪老本人是如何看待自己成为作家这件事的呢？“有人问我是怎样成为一个作家的，我说这跟我从小喜欢东看看西看看有关。这些店铺、这些手艺人使我深受感动，使我闻嗅到一种辛劳、笃实、轻甜、微苦的生活气息。”

看起来随和、好说话的汪老，其实也有固执的一面，尤其是在文学创作方面。汪曾祺的《寂寞与温暖》曾经改过六版。小说本来叫《寂寞》，汪曾祺的家人本意是请“老头”应和着反右体裁写一写如何受罪、境遇如何悲惨的。谁知汪曾祺写得满是温情，家人让改他倒不生气，只不过改来改去“还是那个调调”。题目还从《寂寞》变成了《寂寞与温暖》。家人拗不过，只好顺从了他的意思。

我们往往只看到、读到了“随和”“佛系”标签下的汪曾祺，又或是他描述日常生活、亲情的温暖片段。如果止步于此，可能错过的正是我们需要的人生启迪：如何像汪曾祺那样看待生活境遇并做到随遇而安，而非随波逐流？ 拾起这些珍贵的人生片段，重读汪曾祺不仅是梳理名篇佳作，更是试图探寻汪曾祺如何成为文学名家汪曾祺的。

（晶报供稿）

编辑 曹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