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你能写出一个不太一样的袁庚。”在蛇口工业区原总经理助理余昌民老师的书房里，他这样对我说。

二十多年前，我刚来深圳没多久，就从书报杂志、朋友聚会等各种场合知道了余昌民这个名字。所以，当我按照约定时间赶往他的居所，当他站在门口向我伸出手来的时候，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于我而言并没有多少陌生感。

窗外阳光斑驳，绿影婆娑。作为袁庚的老助手、老部下，他积攒了一肚子与袁庚相关的故事。有些我也曾有所耳闻，有些则是第一次听说。听他回忆袁庚往事，我感觉他就像一个熟悉的长辈，领着我重返当年那个热气腾腾的改革现场。

哪怕是多年以后，他仍然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见到袁庚时的情形。

那是1982年12月22日。晚饭后，他骑着自行车前往西苑，拜会了正在北京开会的袁庚。他在一篇回忆文章里这样写道：

袁庚起身迎客，欢笑着伸出宽厚的大手，我一面听着他那广东腔的普通话，一面奇怪这位“南人”居然身材如此挺拔。室内温煦如春，他身着中式便装，一副雍闲之态，一点看不出身经苦狱的影子和正在为蛇口的希望“上蹿下跳”的负重感。我随着小曾称呼他“袁董”。

其时，有两份非常安稳的工作选择摆在即将从清华毕业的余昌民面前。一是留校，二是去国家经委。一天，他偶然从同学口中第一次听到了蛇口的名字，熟悉他性格的老同学说：“那里是经济特区，你去挺合适。”

于是就有了前面他夜访袁庚的场景。

求贤若渴的袁庚没有轻易放过他，当即给蛇口打电话进行了相关交待。对方是当时负责劳动人事的乔胜利。

余昌民老师回忆，“回来的路上一点也不感到冷。” 后来，清华大学校长刘达还转送给他一封袁庚来函，信中写道：“清华失一小余，无妨大局，蛇口得之，如虎添翼……行看清华桃李满天下，工业区将受其惠。”

▲袁庚给时任清华大学校长刘达写信。

1983年夏天，余昌民老师举家南迁蛇口，历任企业管理室主任、发展研究室主任、蛇口工业区总经理助理等职务，成为袁庚的助手和“高参”。

与袁庚那次简短的见面，改变了他接下来的人生走向。

实际上，因为袁庚而改变命运的，何止余昌民呢？

袁庚这个名字，已经同历史，尤其是改革开放史；同深圳，尤其是蛇口深深地嵌在了一起。历史塑造了他，他也在塑造历史，并为一座城市、一群人的生命增加了重量。

曾经的“谍报之王”

我国内地股票市场上的数千只股票中，有一只股票代码颇为特别，那就是招商蛇口获得证监会特批的股票代码“001979”。1979年，改革开放从蛇口开始。

而说到蛇口，袁庚是一个绕不过去的符号。

此刻，让我们将视线稍稍拉长一点。

招商局是由晚清重臣李鸿章创办的，成为洋务运动转型、开始“求富”之路的标志。也许你不知道，招商局曾投资创办了中国第一批工商企业，包括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航运企业、第一家大型煤矿、第一家大型钢铁煤炭联合企业、第一家大型纺织企业、第一家银行及保险公司等。

只不过，时代苍黄翻覆，此后它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另一个阶段，直到遇到了袁庚。

历史的安排充满玄机。

“袁庚”是一个非常有气场的名字，“庚”是天干的第七位，给人一种坚韧厚重的感觉。其实他还有一个更霸气的名字——欧阳汝山。

1917年4月23日，欧阳汝山出生于广东省宝安县大鹏镇王母圩水贝村的一个海员家庭。

王母圩水贝村是一个人文积淀丰厚、历史文化悠久的村落，清康熙和嘉庆《新安县志》均有水贝村的记载，其人物志中还有嘉靖己酉年（1549年）乡试中举的水贝人欧阳弘借光夜读“诵读不辍，淹贯群籍”的事迹，欧阳弘后任福建永安知县。

之所以要对袁庚的出生地或者叫祖居地来作这样一番介绍，是为接下来的叙述作铺垫。此处暂且按下不表。

6岁的时候，家人把欧阳汝山送到私塾学习。14岁，他远赴广州远东学校补习，同年以会考第八名的成绩考入广东省广雅一中读书。

22岁那年，欧阳汝山隐姓埋名，改用“袁更”。解放初期因出国护照上误写为“袁庚”，于是将错就错，一直沿用下来。

很少有人像袁庚一样，一生中拥有如此大的角色跨度。袁庚曾参加黄谭战斗、南麻临朐战役、昌潍战役、济南战役。日军战败投降后，他以东江纵队港九大队上校身份，被派往香港与英方就港九游击队撤离九龙半岛问题进行谈判。

从加入东江纵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到担任东纵驻港办事处主任，从被调往中央军情部受训到出任中国驻雅加达总领事馆领事……他的前半生经历可谓极富传奇色彩。

有人称袁庚为“谍报之王”，择其要者有两件大事。一是1944年8月，袁庚受命负责东纵的情报工作，和美军交换日军情报，发现了诡秘“蒸发”了的日军精锐力量波雷部队的踪迹，以及日军在汕头、东山岛一带的工事布防，美军据此及时中止了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的作战计划，改变和加快了战胜日本法西斯的进程。后来，美国人将美利坚合众国的摇篮——费城的金钥匙赠给荣誉市民袁庚。

二是1955年，周恩来总理参加万隆会议，袁庚作为中国驻雅加达总领事馆领事，负起了万隆会议中国代表团的安全保卫重任。

不过，袁庚生命的巅峰，在蛇口。从赴港入主招商局，到担任蛇口工业区建设总指挥并创造“蛇口模式”，他完成了从“谍报之王”到改革先锋的华丽转身。

“我们来冒一些险，搞一些改革”

百年前，招商局因民族的工业化复兴而设；一个世纪后，中国的图强之梦又从这里轮回开始。身为香港招商局第29代掌门人，时年61岁的袁庚的一大愿望，就是将招商局发展成为一个多元化的大型跨国公司。

1978年11月下旬，袁庚在香港向时任交通部部长叶飞汇报了想在蛇口筹建工业区的构想。此前，袁庚将目光投向的是港澳，他带领招商局同事四处奔走，可在万商云集、寸土皆金的香港寻找一块物美价廉的地皮谈何容易。当时，香港繁华地带的地价仅次于日本东京银座，每平方英尺（0.0929平方米）1.5万港币，郊区工业用地也要每平方英尺500港币以上。袁庚他们又想在澳门试一试，但当时澳门电力不足，港口水浅，一时难以发展起来。这时，他才想到了与香港隔水相望的广东省宝安县蛇口南头半岛。

1979年7月8日，蛇口工业区开山第一炮爆响。在封闭了几十年的中国大地上，这一声爆响是一个崭新时代的宣言。

当时，正在建设中的蛇口工业区是一种全新的尝试，需要新知识新思想的人才和管理干部。袁庚想借鉴香港的办法，实行招考聘任制，在几十年铁板一块的单位体制上打开缺口。

前文中提到的“挖”来余昌民，就是袁庚打破干部制度求才的一个缩影。

1981年，蛇口工业区在广州、武汉、北京等地，以企业管理培训班招生的名义刊登招聘广告，公开招聘干部。当年12月8日，后来被称作“蛇口黄埔军校”的企业管理培训班在简陋的教室里举行了一场迟到的开学典礼。袁庚在典礼致辞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对不起诸位，把大家骗来了”。培训班40多名干部一时间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袁庚说，蛇口工业区什么都没有，只有沙子和海水，如果我们干不好，就只能吃沙子喝海水。“我是一个大冒险家，你们是些小冒险家，我在全国范围内把你们这些小冒险家网罗到蛇口工业区来，我们来冒一些险，搞一些改革。”

余昌民曾在他的书稿《理想者袁庚》里回忆他初到蛇口时的场景，“袁庚从香港赶来，激情四射地向我们介绍引进外资、引进先进管理的蓝图，我们听到了人的行为发生了奇妙的变化、从而工作出现了奇迹的许多动听故事。百废待兴的中国需要多少次维系生死存亡的探索，又需要多少思想开放、甘于像干将莫邪一样把自己炼进剑里的勇士……”

那真是一个热血沸腾、理想旗帜高高飘扬的时代。

不过，那个年代，哪怕是进行管理培训也是某种程度上的一种冒险。企业管理培训班实行一年学制，除了英语、粤语、驾驶、外贸实务、企业管理等外，还有一些专题讲座，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解放思想。培训班曾请过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江绍伦来讲授心理学。当时有人质疑，为什么要请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来散播唯心学？袁庚笑笑答道，西方学者把人类行为学植入经济管理中，作为一门学科来为企业经营者服务。把“效率”和“满足感”放在经济学中来考察，也有可借鉴之处嘛。

为了进一步释放人才潜力，袁庚主张取消干部等级制度并实行聘用制，不分身份，不分等级，职务随时可以调整变动。试举一例。作为工业区招考引进的第一名干部，王潮樑被任命为“海上世界”总经理，但仅仅3个月后就遭解聘。“我被解聘的事还上了《人民日报》。”王潮樑回忆，“开头我都能背出来了：在深圳蛇口有一个著名的‘海上世界’，前不久它的总经理被解聘了，这个人作风正派，工作辛苦，但是没有做出开创性的事业，所以被解聘了。这就是新的蛇口观念。”

余昌民老师跟我说起了这样一件事。蛇口开发早期，有一次，医院领导在汇报工作时忧心忡忡地说，区内工厂打工妹未婚先孕的情况多了起来，建议制订规章制度加以规管。袁庚听了，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那你们多准备些安全套吧。”

见大家茫然不解其意，只好又添上一句：“这种事情若是很痛苦，人类早就绝种了。”

这个小故事，也是我们读懂、理解袁庚的通道之一。在他看来，青年男女谈个恋爱很正常，不需要干预太多，做好相关保障服务即可。这背后，正是对人的权利与价值的看重。

▲1993年9月，巴黎，余昌民随袁庚出席地球综合状况预备大会，主人安排他们下榻在李鸿章（招商局的创始人）住过的酒店。

底色是读书人

袁庚留下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敢为天下先”等影响了一个时代的口号。事实上，蛇口最大的贡献就是观念的贡献。

这些口号或者观念背后的故事，大家已经耳熟能详了，我更关心的是，袁庚的这种超越时代的观念究竟是怎么来的？

前文提到，袁庚出生的王母圩水贝村是一个人文积淀丰厚、历史文化悠久的村落，至今流传某先人借光夜读的故事。我想，这也是我们了解袁庚的一个入口，家乡崇文尚学的风气，无意间在袁庚心里埋下了阅读与思考的种子。

袁庚酷爱读书，内容驳杂。在余昌民眼里，袁庚不只是一个位尊名高的大人物，还是一个儒雅宽容的“文章太守”。袁庚写得一手古雅的书翰，如1983年致清华大学校长刘达：

……暑假如南来，请不吝再移玉南山。近来形势大好，每登微波楼，均有清新感，此均拜各位长者之赐。临风北望，每任翘企。

专此奉达，并叩教安。

1984年，袁庚还作有《念奴娇·登微波楼》一首：

微波楼上，雨初晴，水浸苍穹澄碧。极目纵横宇宙小，探手银河可摘。鹰掠浮云，鸥翻怒浪，何惧风雷激。掀天揭地，方显男儿胆识。梧桐山挹群峰，若游龙，直卷屯门西北。滚滚珠江南入海，洒满伶仃春色。厂舍鳞排，帆樯队列，似神蛇添翼。中华崛起，英雄豪杰辈出。

题记附后：“时维甲子，序属清明，雨后登蛇口微波楼，有清新感，兴之所至，填念奴娇。格律工否，非所计也，取其义耳。”

由此可见袁庚的古文功力。这可能是一个超出许多人想象的袁庚。

当然，袁庚令人惊讶与叹服的地方远不止于此。余昌民说，袁庚动笔之勤、思路之宽、文采之斐然，在同一代老干部里实属罕见。由于熟读历史、细察世界，他的风格纵横捭阖、恣肆汪洋。比如，1995年，他在《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上》原稿中这样写道：

二十世纪即将过去。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只有在这个世纪的前五十年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今年正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五十周年。两次战争的惨酷经历，幸存者记忆犹新。新生代只能在诸如《辛德勒的名单》和长崎、广岛灾后纪录影片的银幕前屏息静气，莫明所以，不了解他们的祖父辈何以如此愚蠢可悲……

真正的诙谐幽默是一种大智慧，而这种大智慧只能来自于阅读与思考。余昌民在《理想者袁庚》书稿里还披露了这样一个有趣的细节——

在美国大匹兹堡商会的宴会上，袁庚针对浮法玻璃项目技术转让条件的僵局，阐发了如此的妙论：我们的祖先早在千年以前就将四大发明——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和火药无条件贡献给人类，而他们的后代子孙从未埋怨不要专利权是愚蠢的，相反感到光荣。请问各位，那时候你们的祖先在哪里？恐怕还在树上哩。请各位看看自己的胸前，是不是特别多毛……

在哄堂大笑和热烈的掌声中，谈判向有利的方向转化了。

袁庚有很多种身份，集小学校长、军校学员、游击战士、上校情报官、炮兵团长、外交武官、部委外事局长、集团企业董事长于一身。但是，这种种身份所对应的，应该还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那就是读书人身份。本质上，可以说，从大鹏水贝走出的他是一个读书人，读书人的底色使他最终成为一个改革者、理想者乃至思想者。

▲在袁宅，袁庚（右）和余昌民。

“镀金年代”

2016年1月31日凌晨3时58分，袁庚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99岁。这一天，正是蛇口工业区诞生的纪念日。他以这样一种方式，将生命刻进了改革开放史。

余昌民老师感慨地说，他今年76岁了，生命的一半多在深圳度过。回忆起来，他主要干了三件事，一是成为袁庚的学生与助手，无愧无悔；二是影响与培养了一批有改革精神的蛇口工业区干部；三是曾为蛇口工业区研究室起草过一篇“研究室公约”，广为传抄，并被《读者文摘》转载，被称为史上“最牛办公室公约”。

而这三件事，可以说都与袁庚相关。

对今天的一些年轻人而言，袁庚也许是个有点陌生的名字，但请记住，我们如今所拥有的从扭曲中恢复的习以为常的生活形态，有赖于当年包括袁庚在内的改革者们用勇气、胆魄与超越时代的识见一点点塑造。

愿那个镀金年代的精神，那从蛇口出发的敢闯敢试的改革精气神，一直在城市的血脉里流转，在你我的血管里沸腾。

（原标题《元故事 064 期 │ 不太一样的袁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