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派认识到“民富”优于“国富”，主张“护商富民”，支持民办工商业——那是让“无形的手”发挥更大的作用。

“他一只眼睛看中国，一只眼睛看西方；一只眼睛看历史，一只眼睛看现实”，这说的是郑观应。

180年前的1842年7月24日，郑观应出生于广州府香山县（今属中山市）；修缮后的郑观应故居，坐落于三乡镇雍陌村。

郑观应是思想家和实业家，是具有启蒙意义、且历经实践探索的智识精英。他是中国寻求主动融入世界的“先觉者”。从《救时揭要》到《易言》再到《盛世危言》，他的惊世“三部曲”，一部比一部完善，构建了完整的维新思想体系。他的目的和路径都很明确：“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拳拳之心，可感可叹。暗夜里的启蒙，振聋发聩，震烁千古。

郑观应本名为“官应”，但他是最勇敢反对晚清官办企业、既有思想又有实践、且声量最高影响最大的第一人。晚清时期出现的企业，主要有“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和“商办”等几种形式。郑观应结合实践，独立思考，反对“官办”，力倡“商办”；他清晰地看到，唯有“商办”即民办民营，才能使企业得到较快较好的发展。千百年来，对于官办官营，多有诟病。苏轼在《论商鞅》中，对商鞅、桑弘羊这类热衷于官家集权、与民争利者嗤之以鼻，“言之则污口舌，书之则污简牍”；然而，在千年专制的土壤上，“盐铁官营”之类一直占领着主流市场。

郑观应的名篇《论中国轮船进止大略》，于1873年特别附刊于《救时揭要》一书中。他在文中明确提出，轮船制造业的正道，应是“改官造为商造”，因为“官力则有穷，而商资则易集”。官办企业弊端明显，“徒费帑金，未操胜算”，何况商人们早已深知“官之无信”。附资于官，勒索很多，以致无利可图；而附资于洋商，则有可靠的利润。“与其官造之而仍望商用之，又何如从此而令商造乎？”

权力腐败，假公济私，资源错配，效率低下……官办的资产的回报率，向来都是低得可怜，不亏损就算好的了。郑观应的对比分析，是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得出的：商人造船，不独“资用可以源源不穷”，而且技术也精良——“商人造，则该事系商人身家性命所关，即无人督责，亦不虑其不造乎精巧”。商造或官造，“同一造轮，而精粗美恶自有天渊之别矣”。

对于采矿业的发展，他同样主张“民采”。虽然一开始他也说过“竟由官办”之言，实际上他对官办是持否定态度的，之后在《易言》中就没有写上“竟由官办”四字。

“欲富国，先富民”。早期维新派与洋务派，虽然都主张振兴商务以“富国”，但二者的目的与路径迥异：洋务派着眼点是国家之“富”，通过“有形的手”即政治权力和行政手段操纵企业；而维新派则不同，他们认识到“民富”优于“国富”，主张“护商富民”，支持民办工商业——那是让“无形的手”发挥更大的作用。作为早期维新派的核心力量，郑观应在政治经济体制领域的远见卓识，迄今没有过时，也不会过时；那么，郑观应之“观”有何“应”？历史还没有给出完全的答案。

任何时代，如果出现“黄钟毁弃，瓦釜雷鸣”，那一定是因为遍地皆瓦釜，而且很多瓦釜还鎏了金——瓦釜只听得懂瓦釜的声音，没法和郑观应这样的黄钟大吕同频共振、发生共鸣。

（作者系文化学者）

（原标题《观澜丨郑观应之“观”有何“应”》）

见习编辑 秦涵 审读 吴剑林 审核 郑蔚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