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日，是国际体育记者日。

每一个节日的背后，都是其独特的文化和精神的传承。体育记者是媒体行业的“异军”。他们是各类赛事的亲历者，是奥林匹克精神的传播者，也是体育产业发展的推动者。

就在2022年国际体育记者节的前夜，深圳梅林的向阳社饭馆，举行了一场人员不够齐整，但久违的聚餐。

来者8人，刚好一桌。瘦高的华斌是电商新贵，更瘦更高的大勇是企业老板，皮肤白皙的孙姑娘是家庭主妇，年纪最小的效正是自由职业者……江湖排名不分前后，随意入座吧。

为了这次聚会，8个人带着彼此的体重和心事，穿过台风“暹芭”来临前的大风，从城市各处匆匆赶来。说来惭愧，虽然同在一座城市，其中几个人，最长的超过十年未曾相见，几乎沦为网友。而今再见真身，免不了相互嘘寒问暖，一番“上下其手”。

“真好，大家都没有怎么变。”孙姑娘松了一口气。

这群人都曾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晶报体育记者。

很多年轻人或许不清楚，20年前，体育记者是许多中国大学生趋之若鹜的职业。出稿多，工资高，经常可以出国，还能和明星亲密接触。在那个纸媒的黄金时代，中国的体育记者如过江之鲫，鼎盛时期，甚至有“八千足记赴海埂”的盛况。

转眼到了新媒体时代，体育的流量被娱乐、游戏等领域侵蚀，而随着体育资讯日益被边缘化，体育记者这个职业，似乎也像一位过气的中年人，被逼到了隐秘的角落，疲惫且安静。

很多时候，时间相对是冻结的。

仿佛只有等到这样久别重逢的时刻，看到彼此鲜活的脸庞，体育记者这个名号，在尘封岁月中，得以再次被激活——如同一座被遗忘许久的空房，迎回这些褪尽满脸稚气、尝尽人间风雨的归人，才有了些许生气。

曾经沧海难为水。怀旧是聚会上的唯一主题。

为了新闻理想，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成为同行，后来因缘分又一起成为同事。

成为体育记者，这既是我们交际的起点，也是行走的活化石，在彼此最初的职业生涯中，储存着秘密和糗事。可以说，其中的每一人都瓜分了彼此过去的人生。

几杯酒下肚，大伙开始争先恐后发言，往事一件又一件从岁月河流中被打捞了出来。

那些华丽舞台中留下的身姿，那些午夜的诳语写过的字句，那些曾视为珍宝般的偶像，那些以为永不会熄灭的爱和人，仿佛已消失了很久。

“斧头帮”

晶报创刊于2001年8月。作为深圳报业集团四主报最年轻的一个，从创刊开始，文体就是晶报重点打造的方向。

鼎盛时期，光是体育部就有22个人，每天7到8个版面。网球、田径、游泳都有专项记者，国际足球记者则按英超、西甲、德甲分线口。作为都市报体育报道的旗帜和标杆，从世界杯到田径世锦赛，从欧洲杯到F1……晶报从未缺席任何一次世界级大赛，也留下过很多脍炙人口的佳作。

晶报体育部人数之众，分工之细，版面之多，文风之独特，放眼全国都市报，不会超过三家。

7月1日晚，向阳社聚会上的大多数，都是晶报创刊最初那三四年进来的，来自全国各地，在新闻路那栋小楼里度过最好的年华，也见证了传统媒体最好的年代。

刚进报社，我们都是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小姑娘。唯有一腔热忱，我们追逐单纯、简单的快乐与精神愉悦、甚至易于满足，也就是浅浅的那一层欲望，也都来自于我们每个人在青年时期，对这个世界，对这个城市最早、最直接美好的理解。

碰杯的声音在深夜久久回荡，我们一个个话题聊，几乎把记忆的马蜂窝给捅破了。

2002世界杯，国足第一场输给哥斯达黎加后，忘记谁起了那个“惊世骇俗”的标题——“第一次，有点痛”；2005年的中国足球高端论坛，为了接待贵宾，一群只会穿球服运动服的小伙子，穿上了借来的西装，样子滑稽且别扭；还有2005年年底的报社年会，直男们燕尾服穿起，用一场“斧头帮”的舞蹈向星爷的电影《功夫》致敬，那一幕也成为了晶报年会的经典，“斧头帮”也就此成为体育部的别名……

当然，最难忘的还是2008年。

北京奥运会期间，《晶报》每天32个版的特刊规模，并派出了20多人的前线报道团，各兵种分散在北京城的各个角落。

而最远的是钱姑娘，这个武汉大学篮球校队的小前锋，刚从时政部调到体育部，就阴差阳错地被“分配”到秦皇岛，报道足球。

但没有人抱怨，每一个人都乐观地看待自己与奥运的这次命中相遇。

才没待几天，钱姑娘就给我们传来一张她和帕托在球场边的合影，并问“快告诉我这帅哥是谁”。很显然，她对巴西金童蕴含的能量一无所知。

在得知帕托一些基本信息后，钱姑娘瞬间路转粉，就此一生追随桑巴。

那一年，尚处于传统媒体的黄金时代末端。没有自媒体，没有微博，更没有微信。我们各司其职，尽心尽责。

我们用脚步丈量着偌大的北京城，以最传统的方式记录着盛事的每一个切片。

北京奥运会结束那个晚上，头顶是逐渐消散的烟花，身边是狂欢的人群。晶报前方报道团来到后海吃饭庆功。

后海满满的人，似乎都被一种特别的情绪牵引。很多人喝多了，也有人哭了。还有个国外的记者喝高了，直接从桥上掉到河中，人群中发出惊呼声，但更多的是笑声。

就是这样，一段奇幻色彩的旅程抵达了终点。我们怀着不同的心情，下了车，回归更真实的生活。

而也正是从那一年开始，“斧头帮”的一些人中途下了车。第一个就是华斌。

传说中的“徐百度”

在信息传递速度远不如当今社会的十余年前，华斌就已经是报社有名的“小灵通”。上至国内外的大事小情，下至晶报各部门的动态消息，他都如数家珍。

这一次饭桌上的久别重逢，他依然宝刀未老，还是那个无所不知的万事通，谈笑间各种八卦传闻加段子信手拈来，饭局迅速进入高潮。

2001年《晶报》创刊不久，从上海体院新闻系毕业的华斌就来到了晶报体育部，一人身兼编辑、记者双职。他亲眼看着这个喜欢穿着各色球衣短裤踩着运动鞋的团队，从最初的四五个人发展至巅峰时的20多人。

很难想象，一位如此“天赋异禀”的新闻人，最初的梦想并不是进报社当体育记者。

“其实当时进上海体院学新闻，纯属是阴差阳错。”华斌苦笑着称之为“造化弄人”。他中学时的理想原本是当律师的。

但如今回忆起做体育记者的8年时光，华斌心潮涌动，嘴角带笑，“非常欢乐，人际关系特简单，我人生中最美的青春都奉献给《晶报》了……”

北京奥运会的第二年，华斌选择了离职。谈及原因，华斌回忆说，“2008年报社派我去新加坡参加国际传媒培训，讲课的老师说‘纸媒不妙’，而且当时美国一些大报衰退明显。”就是在那次培训后，他动了转行的心思。

离职后，华斌先是去了中山大学读MBA，毕业后就去了北京，投身到当时正处在黄金时代的地产行业，从策划经理到营销总监，再到项目总经理、片区总经理……其间，经历过多次跳槽。过去这十几年，他也算是亲身参与和见证了地产行业从飞速发展直至盛极而衰的整个过程。

2013年到2015年，华斌在恒大做营销经理，是恒大北京公司的创始员工，负责楼盘的策划定位、推广营销。

“那时候恒大的足球很厉害，亚洲冠军，人气高啊！当时特别骄傲的就是穿恒大球衣去北京国安的主场看球，我们是内部员工，看球不要钱，还是专属看台。”

在地产圈摸爬滚打了好几年，华斌3年前又回到了深圳，去年底进军电商行业，开始又一次的冒险。

前国际足球专家

酒过三巡，有人冷不丁地抛出一个问题：现在你们还看足球比赛吗？

“早就不看咯。”第一个跳出来的是大勇。

作为前国际足球专家，大勇目前和足球最后一丝关联是，“顶多看看欧洲杯和世界杯一些关键比赛。”至于五大联赛什么的，早已陌生。

哈兰德是谁，他不知道，也没兴趣知道。很难想象，放在十年前，他对欧洲球队如数家珍，最夸张的一次，当着整个部门的面，他把德甲翁特哈兴的主力阵容全背出来了，然后还附送了左后卫替补的球员名字。

2002年，晶报创刊的第二年，外语系毕业的大勇来到深圳，加盟晶报体育部，一待就是整整10年。

“真的，在外面待久了，还是觉得做体育记者这段时间，才是最纯粹、最快乐的一段时光，也是我人生中最好的一段时光。”大勇的心底始终珍藏着那段青葱岁月。

2011年从晶报离职后，大勇下海经商，做起了安防生意，但他更愿意聊以前，“那时候在报社上班，就感觉背靠着一棵大树坐着，只要每天写好稿子编好版面就行了，特别单纯。还有很多可爱的同事，我们一起吃吃喝喝，一块玩耍。那是我人生中值得永远珍藏的记忆。”

离开“大树”，下海经商，大勇发现自己“活得特别累，所有的事情和问题都需要你自己去面对，去解决……”

足球曾是大勇人生信仰，“那时候能把兴趣当工作，也是很幸福的一件事。”熬夜看球赛到凌晨三四点钟，对那时的他来说，几乎是家常便饭。

让大勇自豪的一件事是，他是《晶报》创刊后第一个去现场采访欧洲杯的记者。

那是遥远的18年前——2004年葡萄牙欧洲杯，“印象最深的是在现场看半决赛，东道主葡萄牙打荷兰，当时C罗才19岁，穿的还是17号球衣。我的票位置特别好，就在主席台下面，尤西比奥、贝肯鲍尔、克鲁伊夫这些大人物就在我头顶上坐着，看台下面的球场上就是C罗、菲戈、罗本、范尼……现在回想起那个场景，心里仍然会激动。”

当年作为《晶报》特派欧洲杯记者，大勇还得到了独家采访尤西比奥的机会，“当时C罗只是小孩，尤西比奥可是葡萄牙史上最著名的球星。”

岁月蹉跎。如今C罗步入职业生涯末期，而当年和大勇侃侃而谈的尤西比奥已离世多年。

已过不惑之年的大勇也放下心中的信仰，“现在年纪大了，对足球也没当年的兴趣了，现在也就白天看看NBA。”

除了要熬夜，足球赛的节奏太慢也是大勇放弃曾经心头好的一大原因，“踢半天也进不了几个球，要是看完一场球赛下来，最后是0:0，会觉得太亏了，不值。”

在这个短视频风行的时代，一场长达90分钟的足球赛，令很多人如大勇一样，望而却步。

戒掉了熬夜、宵夜和足球赛后，1米87的大勇身形也发生了“巨变”，多年前体重超200斤、外号“大只佬”的他，如今瘦身成功，甩掉了近30斤的赘肉——用孙姑娘的话形容，“玉树临风。”

说再见

最近这十年，随着报社的不断转型，晶报体育部进行了更多的调整。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了这个战场。其中包括“樱桃公主”孙华伟；善于谐音梗取标题的李宏文；足球名记吴邦；对版面构建有独特审美的岳进；武大篮球队小前锋钱擎；马拉松达人阎建伟；一代图神赵周贤；篮球专家高志明；客家小钢炮陈利诚；北影院队守门员罗健良；清华健身王子陈建国；潮州老编陈章伟；“十项全能”陈伟……

剩下的坚守者，也逐渐远离国际体育，将关注重心放在深圳本土体育和体育文化上。

2021年，前《新京报》体育记者张宾来深圳出差，得知《晶报》体育部规模已经不复以前了，从事体育报道多年的老记者们不再关注中超、CBA，而是转型城区报道或者政务公号运营，颇为惊讶。

我们向他转述了这么一句话——“不是体育做得不好，而是时代不需要体育了”。他听罢，亦是一声叹息。

不仅是纸媒，体育门户网站如今的日子也并不好过。腾讯体育的记者组在2021年也全员转型。这是一支曾经令所有体育记者都艳羡的团队，他们永远可以冲在赛事报道的第一线，在做内容方面不计成本。

张宾后来在公众号“体育产业独立评论”中写道：“看起来，这个冬天终究是熬不过去了。”

这个时代不需要传统的体育报道了。

技术的日新月异解构了体育内容生态。之前，体育媒体提供的主要内容是赛事报道、赛后采访，以及人物故事等。

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信息传递已把“中间商”彻底抛弃。社交媒体、直播平台以及移动资讯APP的繁荣，核心赛事信息的传递几乎都是通过弹窗在瞬间完成的。明星的赛后采访、新闻发布会，可以通过直播的方式呈现。此外，体育明星还可以通过社交媒体直接触发用户，很多重要的信息发布都是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完成。

体育记者变得可有可无。上海体院新闻系曾是中国体育记者的最大输出地。不过，而今华斌的大部分师兄弟都已经转移了战场，他感慨说，“我前后几届同学都转行了，种稻子的，干财经的，做教育的，进企业的……”

从这个战场离开的，还包括行业的大佬们。曾经做内容成名，并在互联网巨鳄乐视体育执掌内容大旗的刘建宏也已经转型体育产业，他最新的身份是凯利时科技董事长；而曾经创下过体育记者转会纪录的李响，如今也成为了一名保险经纪人……

多少江湖事，付诸一杯又一杯的酒中。听闻回忆中那些熟悉的名字在耳畔响起，欢笑之余，难掩心酸。

曾经让人艳羡的体育记者们啊，曾以实现新闻理想之名聚集，最后的命运还不是被流放各处。

饭馆就剩我们这一桌了，在一旁等候的服务员早就昏昏欲睡。酒杯已空，众人起身，并约好下次再聚。

走出店门，风继续在呼呼地吹着，时间刚好指向7月2日的零点。

说再见的时候，也不知道是谁随口说了一句，“节日快乐哈！”

这一天，是国际体育记者日。

（原标题《元故事│消失的“爱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