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东门闹市，一处红白相间的民国时期三层骑楼建筑大隐隐于市。它就是深圳著名的红色文化地标——东江游击队指挥部旧址。

抗战时期，深圳地区活跃着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它就是东江纵队。  东江纵队与琼崖纵队、珠江纵队等合称“华南抗日游击队”， “华南抗日游击队”和东北抗联、八路军、新四军一起，共同组成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四大武装力量。

深圳博物馆展览与文创部副主任李飞曾在深博历史文化研究部耕耘十余年。硕士时期专攻中国近代史的他2009年研究生毕业后来到深圳博物馆工作，肩挑大梁，主要参与《峥嵘岁月  伟大贡献——中国共产党深圳地方历史（1921-1949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展览）《辛亥革命在广东》《北撤烟台——东江纵队革命历史专题展》等近代史题材展览，并承担深圳博物馆分馆——东江游击队指挥部旧址基本陈列《叶挺将军与深圳》《深圳历史中的墟》等常设展览。李飞说：“东江纵队在深圳近代史和深圳党史上份量极重，是深圳宝贵的红色文化资源。”

作为深圳人，不应该让这段并不久远的历史蒙尘。据悉，关于东江纵队红色文化资源的整理保护、传承研究和活化利用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

“鸿安酒店”为东江纵队储备骨干力量

在深圳人气最旺且历史最悠久的商圈老东门南庆街，有一栋红白相间的民国时期三层建筑。走进里面，参观者仿佛穿越时空，回到了80多年前硝烟弥漫、战火连天的峥嵘岁月，与外面的热闹繁华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里就是东江游击队指挥部旧址。1983年5月30日，深圳市人民政府公布其为第一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东江游击队指挥部旧址作为深圳博物馆分馆之一，经过改造提升，于2017年12月28日重新对外开放。

李飞介绍说，80多年前，嫁于深圳下梅林村郑满容的归国华侨、广东香山县人何华益，在这栋三层小楼创办了“鸿安酒店”，成为深圳墟中的旅业龙头，何华益也被人称作“鸿安婆”。

1938年10月12号，华南抗战爆发，日军登陆大亚湾，兵锋所向，直指省城广州，惠阳、博罗、东莞、增城相继遭到战火荼毒。

那段时间，叶挺（惠阳人）正好回到广东，往来于香港 、韶关等地，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共产党都希望叶挺留在广东，组建一支抗日武装队伍。“鸿安婆”通过特殊途径知道了叶挺将会出任国民党东路守备军副总指挥，并想把总指挥部设立在深圳的消息，于是就把自己的酒店捐献出来，供叶挺无偿使用。叶挺在此设立了政治部和指挥部。然而到了12月底，形势突变，国民党当局下令撤销对叶挺的任命，中共中央推动叶挺重返新四军担任军长，该指挥部遂自行撤销。

尽管叶挺在深圳墟“鸿安酒店”停留时间不长，但在这短短1个多月时间内，极大鼓舞了南粤军民抗日的斗志和信心、同时也培养了我党抗战初期的军事干部，为后来的东江游击队储备了人才骨干。参与叶挺指挥部初创的人员，后来几乎都成为东江纵队的中高级干部。李飞总结说，“我们可以说，叶挺在鸿安酒店的这段经历，确实为日后东江纵队培养了基础的 军事干部力量，是我党在华南推动武装抗日的重要举措，从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东江纵队发轫。”

如今，大隐隐于市的东江游击队指挥部旧址，每年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参观。其中不乏东江纵队的老战士、“东二代”“东三代”“新（四军）二代”等。

从山区到大海，开创海上游击战

东江纵队在深圳近代史和深圳党史上非常重要、份量极重，乃是深圳宝贵的红色文化资源。“如果没有它，我们深圳好像在抗战时期就没有什么话语权了。”李飞说。然而，关于这一段历史许多深圳人并不清晰。“很多人不了解。甚至东江纵队的全称很多人都不知道。”李飞说。东江纵队的全称是“广东抗日人民游击队东江纵队”。“大家不清楚也很正常。”李飞说，“说到抗日，我们关注得最多的还是北方的八路军和新四军。”

东江纵队有其特殊性。“首先，这支部队1938年发轫，发展到1945年，最高峰的时候也就1.1万人。相当于八路军的一个师不到，也就是一个旅这样的兵力。而且在这1.1万人当中，还包括了一些非武装人员，并非全部都是有战斗力的人员。”李飞说，“实事求是地讲，在广东，国民党和日军的力量要远远超过共产党的武装力量（抗日战争时期），在这个前提之下，东江纵队的作战方式，无论是对日伪，还是对顽军，常以游击战为主要作战方式，战果和八路军、新四军这些正规部队相比，自然有些差距。当然东江纵队也开展过伏击战，如著名的百花洞战斗，就曾围困过日军近5百人。”

此外，东江纵队还有一个特点不容忽视，值得深入研究， “所谓游击战，从井冈山时代开始，大家对游击战的定义，往往都是在山区中进行。但是，这个看法随着1938年5月厦门沦陷，开始有所变化，当时党中央也开始考虑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沿海城市沦陷之后，如何在沿海地区开展游击战？东江纵队成立之后，在实际作战过程中，不断探索总结，最终推动了党对游击战的再认识，即除了在山区之外，广阔的大海也适合搞游击。”李飞说，“所以，东江纵队在1942年日军侵占香港之后，就派人到了香港新界、西贡一带，创立根据地，同时也有游击队员活跃在深圳东部大鹏半岛两侧，大鹏半岛后来成为东江纵队一个非常重要的根据地。东江纵队在大鹏湾和大亚湾海域，广泛摸索开展海上游击战的各种新方法。他们运用征用或缴获的一些渔船、运输船等，对日伪军进行打击、骚扰、伏击，在海上对日伪军频频出动，俘虏和杀伤了不少敌人，也缴获过日军的大量物资，充实自己。比如游击队就曾缴获日军的一艘运输船，在船里获得大量高丽参和白报纸，这些白报纸也成为了游击队印刷《前进报》和抗日宣言的宝贵原料。”

海上武装护送工作也是当时东江纵海上游击的一大“业务”。  “当时在香港、深圳、汕头之间有一些商船来往做生意。因为在战争时期，地方秩序非常混乱，日军、伪军、顽军之外，还有大大小小的地方自卫团  、土匪、海匪等，海上秩序非常混乱， 有几支枪就可以占山为王，海上有几条船都可以去抢劫一下，商船就怕这些劫匪。我们的游击队有武装力量，就可以武装护送商人，同时收取一定的费用。这个钱也就成为我们的经费来源。东江纵队在大鹏半岛以西建立了港九大队海上中队， 在大鹏半岛以东建立了东江纵队护航大队，这两支海上力量不断开展海上游击战。”李飞说，“有学者认为，东江纵队的海上武装，其实可看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海军力量的萌芽。”而东江纵队的司令部，就选址于深圳葵涌面朝大海的土洋村，“这明显反映出东江纵队的海洋性这样一个鲜明特色，这正是东江纵队不同于北方八路军、新四军的重要特点。东江纵队作为我党领导的海上游击战的开路者，堪称中国人民海军的萌芽之处。”

除开展海上游击战外，港九大队还有个市区中队。市区中队有一个贡献，即开创了“城市游击战”的特殊战法，被概括为 “ 纸弹攻击 ”。“ 香港是日军统治的一个重心，市区中队的成员经常做的事情，就是去九龙和港岛散发大量宣传抗日的传单，让香港市民和汉奸、伪军知道 ，我们中国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事业，在不断进步，不断取得胜利，日军的残暴统治，必定不会长久 。除了发动“ 纸弹攻击 ”，以振奋民心士气外，市区中队有时也会在市内搞一搞爆破，炸一炸铁路桥等。”李飞说。

关于东江纵队的历史还有许多等待今天的深圳人继续发掘。李飞表示：“不仅是深圳，未来希望能在大湾区的视野之内，可以持续推动和不断整合、研究提升东纵红色文化资源。以牢记峥嵘岁月，继续伟大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