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不应该被视为一个状态，而应该被视为运用理性，认识法则的过程，而不能被视为一个自动的演化过程。

“自然”通常被理解为“非人为的”，与之对应的是“人为的”。但市场秩序是人为的（人的行动的结果），但同时也是“自然的”，所以它不同于“非人为的”那个意义上的“自然”。这种市场秩序的出现，无法用“道法自然”来解释。

社会（市场）是个体有意图的行动所产生的非意图的结果，如法律，道德、语言和市场都具有这样的特征，它们不是人为建构出来的，但也是自然而然地产生的。所以，在经济学中，“自然”所对应的不是“人为”，而是全盘的建构或全盘设计。

之所以说某种秩序是“自然的”，是因为人们发展出这种秩序（如市场），并不是事先就意识到这种秩序对自己有利。或者说，这个有利的结果不是事先可以预料的，既不是有意控制的结果，也不是以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结果。

个体的行动自然地受这一自发产生的秩序的引导。在这种秩序中，个体不会感到别扭，而是感到本来就应该如此。相反，如一种秩序是不自然的，那它必然会让人感到压抑。所以，“自然”应该有可欲的之意，在自然秩序中，个体能够充分发展他自己，每个个体都能追逐自己的目标而不相互冲突。

那么这种自然性的来源是什么？或者说，自然性的产生需要什么条件？斯密认为自然性源于人的本性。斯密认为道德情操，如自利、同情与仁慈等是人的本性。在人的本性之上，会产生“看不见的手”。即这些源于本性的规则使个体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也促进他人的利益。类似地，他还认为交易是人的一种本能倾向。还有，他特别强调人内心中那位公正的审判官的作用。在人的本性所确立的规则（道德情操）的基础上，分工合作与市场就自然地产生了。

在斯密等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基础上，有经济学家认为社会的自然性源于自发演化产生的规则。这种规则为“普遍而不可更改的原则”“具有普适性的公正的个人行为规则”或“共同遵守的抽象规则”等。这种规则通过被个体认为有利的机制而“自然而然”地筛选出来的。由于这种规则是对个体是有利的（虽然个体并没有意识到这种规则带给他的利益），从而也让个体感到自然。

但“经验”其实不能保证自发产生的秩序就是自然的或可欲的。如前所述，“自然”一词其实包含了价值判断，可欲的或有助于个体增进其利益的秩序，才有理由被称为“自然秩序”，而强制性的秩序则不能被称为自然秩序。如把任何秩序或社会形态都称为“自然的”或“自发的”，这使“自然”一词陷于无意义。也即自然秩序的产生其实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需要前提条件的。而经验或自发的演化则不满足这个前提。或者说，自然秩序并不是从人的本性（斯密）或从演化（哈耶克）中自然而然地产生，而应该被视为“理性”的产物。

这个理性就是对有关社会的繁荣（“自然”）如何可能的法则的认识。这样的法则不是从经验中总结出来的，而是对人的行动的认识。米塞斯认为人心不是一张白纸，而是包含了目的手段，因果关系，利润和成本等的概念范畴，米塞斯在“人的行动的有目的性”这一概念范畴的基础上，建立先验的、形式化的理论，他称之为行动学。这样的理论是普遍适用于所有人的，也可以看作是普遍性规则。这一理论与人的行动的自然性是契合的，如人必然是首先满足重要的欲望，然后满足次要的欲望，人必然会进行经济计算，人必然会选择手段去实现目的等，人的这些自然性质都体现在了行动学的理论中。

通过认识这样的法则，人获得了有关使自然秩序得以可能的理性。如一个人对法则缺乏认识，他会缺乏辨别力，如把管制和干预视为对自己有利的行为，也会缺乏对更好秩序的想象力。因此，对法则的认识，是自然之母。自然秩序并不是人的任何行动的产物，而是运用理性，认识法则的结果。“自然”不应该被视为一个状态，而应该被视为运用理性，认识法则的过程，而不能被视为一个自动的演化过程。相比之下，“道法自然”正是这样一种静态的秩序观。

社会的自然性不是自然的，而是基于人对道的认识。当把人的行动引入时，我们才可能更清楚地认识道和秩序是什么，因为道是有关人的行动的道，而秩序是人的行动在道之上产生的秩序。由于人的行动符合道，所以才会产生自然的秩序。（作者系浙江工商大学教授）

（原标题:《经济学中“自然”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