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创新简史：科技如何助推经济增长》 [美]乔纳森·格鲁伯 著 穆凤良 译 中信出版集团·灰犀牛 2021年4月版

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培根曾经说过，知识就是力量。此言似乎平淡无奇，在许多人看来，这只是当今知识社会的一个常识而已。但请不要忘记，培根当年所处的是一个教育、知识被神学垄断的时代。在那个环境下，人类的学习必须通过宗教机构这样的中介。因此，培根这句话真正的启蒙意义在于，人类可以直接通过做实验和从经验中获得真理，最终使人类创新、求知的实践活动从既有的垂直、封闭体系中摆脱出来，从而获得探索和改变世界的力量。这最终促进了人们勇于通过实践从大自然中直接发现真理，从而推动了人类思想的解放和科学创新的繁荣，并进而促进了社会的平等和自由。

培根振聋发聩的思想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科学发展和创新格局。在这方面最典型的国家是美国，最广为人知的杰出代表是爱迪生。爱迪生没有受过太多正规教育，却通过大量的实验拥有2332项专利，并创办了通用电气公司。但人们所不太了解的是，在当时的美国，爱迪生并不是特殊情况。根据1820到1845年的统计，美国40%的专利由只受过初等教育的人获得。其中很多人都是自学成才，几乎没有正式的科学背景。比如，塞缪尔·莫尔斯是一位专业画家，他在19世纪30年代发明了电报。赛勒特·麦考密克是一位农民和铁匠，他在19世纪30年代发明了收割机。1851年演员艾萨克·辛格，推出了他自己设计的缝纫机。五金店的老板查尔斯·古德伊克在1844年发明了硫化橡胶。

但这只是故事的一半。根据麻省理工学院乔纳森·格鲁伯、西蒙·约翰逊两位教授合著的《美国创新简史：科技如何助推经济增长》一书记载，美国虽然在20世纪的私营企业创新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在国防领域却显著落后了。在这方面书中特别提到了美国关于雷达的早期研究。当时美国相关研究由阿尔弗雷德·卢米斯主导——他是一名律师，自学了大量的现代物理学，并在家里建了一个设备齐全的实验室。但无论如何，是一个业余的项目。在1940年，英国人看到卢米斯的研究成果时，他们已经很清楚地认识到，美国人远远落后了。

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美国开始更新对科学研究和创新的认识，认识到私人及私营企业研发的局限性，开始注重通过公共研发推进前沿的发展。1940年，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同意了美国第2次世界大战国防研究委员会主任范内瓦·布什关于成立国防研究委员会的建议，并组建了包括6000名科学家在内的拥有3万人的科研队伍。1945年，布什提交的《科学：无尽的前沿》构建了美国战后科技创新体系总框架，成为继“知识就是力量”之后的又一个创新思想里程碑。有政府资助的项目，例如原子能委员会、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国家科学基金会、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以及阿波罗等重大项目，承担了私营企业不愿解决或不能解决的任务。

以这种公共研发推动科技创新的举措直接促进了就业和经济增长。但更值得称道的是，在这本书的作者看来，这是更为公平的增长。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十年里，美国在公共研究经费的大力投入带来了科学突破，同时推进了经济增长，航天工业、原子能、激光技术、计算机等领域为美国中产阶级创造了广泛的机会。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人均GDP的增长约为每年2.5%。

长期以来，以公共资源推动科技创新遭到各种质疑，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可能是：这产生了挤出效应，不利于私营企业的研发。但根据最新的一项研究，从近1/4个世纪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家军工研发的变化来看，更多的公共支出会增加而不是取代私企的研发。根据统计，每1美元公共支出的军工研发支出导致的私营研发支出为2.5至5.9美元，这至少表明军工研究正在推动更多而非更少的私营企业创新。尤其是911事件之后，美国军工研发的增幅从GDP的0.45%上升到0.6%，并提高了近2%的经济增速。

但是，即使有如此成功的历史和巨大的回报，美国的这种创新体系也有涨落。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由于预算法、反税收运动等原因，以及保守主义思潮的影响，公共部门在美国研发体系中的作用不断下降。与此对应的是，社会收入分配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自1973年以来，人均GDP平均每年仅增长约1.3%，而且这些增长的福利绝大多数只留向了属于收入分配顶端的人。

这种趋势发展到一个极端，就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连续第4年提议大幅削减联邦科研经费，而且多为两位数的削减。按照2021财年预算提案，联邦政府用于科研的支出将下降9%，即137.8亿美元，降至1421.85亿美元。其中，对科学基础设施、大型设施和专用设备的投入将下降40%，降至36亿美元；基础研究支出将下降6%，降至406.38亿美元。而且，之前，美国公共资助研发的预算已经连续下降，从2000年占GDP的0.98%，下降到2018年的0.71%。这无疑让美国诸多科研机构再次面临赤字威胁。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2021年5月12日，美国参议院委员会以24比4的投票通过了《无尽前沿法案（Endless Frontiers Act）》，授权在5年内为基础和先进技术研究提供超过1100亿美元的资金，这将使美国战后这种成功的科技创新体系得到延续和加强。

培根还曾说过一句名言：历史使人明智。显然，美国战后创新体系的成功，给予了中国及其世界各国以巨大的启示，当今大多数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在持续提高公共研发支出，加大科技创新投入。但需要注意的是，战后由布什教授推动的公共资源高投入的美国创新体系，是对活跃繁荣的私人创新体系的补充和再平衡，而不是取而代之。更重要的是，在这两种资源配置的方式中，公共投入需要促成更加的公正而不是相反。美国的经验是投入到具有公共性和市场失灵的地方，如基础研究、基础设施、支持小企业创新的融资、支持建立技术研发中心等。在这方面，《美国创新简史：科技如何助推经济增长》也有进一步的思考，比如，乔纳森·格鲁伯、西蒙·约翰逊两位教授就建议，将用于科研的公共预算分摊到比它们目前流向的超级明星城市更广泛的范围内。

如此说来，从举国体制到大众创新，中国的现代科技创新体系看起来似乎走了与美国截然相反的道路，但是殊途同归，而且最终推动更公正的经济发展。

（原标题《从先进创新体系中学到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