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 伟

在重大事件和敏感问题的国际新闻报道中，美国媒体的价值选择与舆论倾向，始终是以其国家利益为最终考量。在国际舆论场中，美国媒体往往对美国政府既定的外交和国防等主流论调予以支持及认同，只会在涉内政的细节上提出批评和异议。

一段时间里，美国媒体对国内政治人物的批判和对国内政治话题的评议，造成了媒体监督政府的假象，实际上，追逐金钱、尾随权力，对政府政策亦步亦趋，才是美国媒体的真正面目。从近期美国媒体对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抗疫举措报道，对香港暴乱与美国因黑人弗洛伊德之死导致的示威动乱报道等比较，都能明显看出美国媒体对相似事件的报道，因国家利益站位而背弃了新闻的客观公正，转而大肆采取双重标准。

一、美国媒体对外报道双重标准的表现

(一)议程设置的双重标准

国内外相关研究显示，美国媒体对于国际重大事件报道的议程设置，不是简单地基于客观事实的重要性，而是以美国自身国家利益为重要考量，有意制造一些国际议程，放大某些舆情。

2019年，虽然世界各地街头示威频发，但美国主流媒体却“格外照顾”香港。美国媒体独立监督组织“公正与准确报道”（FAIR）调查报告显示，美国媒体用绝大部分篇幅报道发生在香港的示威活动，且不遗余力地偏袒示威者，无视他们制造的暴力。统计显示，截至2019年11月22日，CNN和《纽约时报》共刊发737篇涉港报道。而只有36篇涉智利报道、28篇涉海地报道和12篇涉厄瓜多尔报道[1]。尽管上述国家因民众示威、社会动乱等导致的伤亡和被逮捕者人数明显更多，事态更加严重，但美国媒体对香港动乱局势的报道数量和密集程度却更高。

（二）话题选择的双重标准

长期以来，美国媒体向世界兜售传播其所谓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等，并借助人权、宗教、民族等话题攻击其非盟友国家。但对于美国自身及具有共同利益的国家存在的问题，美国媒体却在报道议题、话题等方面进行选择性忽略。

2019年12月，印度因通过《公民身份修正案》引发民众大规模抗议活动，该法案使生活在印度的穆斯林边缘化[2]。印度的民族、宗教矛盾异常复杂，虽然《公民身份修正案》导致了激烈的穆斯林暴力示威，很多巴士甚至火车被烧毁，造成多人死亡，但美国媒体却未就印度穆斯林的民意诉求予以持续关注，只是轻描淡写地播发了政府官方表态。而几乎在同一时期，《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等，却将同类话题聚焦于新疆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仅通过对八名维吾尔族人的采访，就得出如新疆“拘留数百万穆斯林”“200万人被迫参加相关项目”等错误判断，很多未经多方查证的涉华、涉疆穆斯林话题，成为美国主流媒体的报道焦点，一些充满偏见的负面结论与说法大行其道[3]。

（三）文本叙事的双重标准

美国媒体在报道相似事件或话题时，往往根据报道客体、报道对象的不同，采取不一样的文本叙事和表达方式。

2014年3月1日云南昆明火车站暴力恐怖案件发生后，CNN、《纽约时报》、福克斯新闻等美国主流媒体在描述事件时，使用了“维汉族冲突”“持刀砍杀”“刺伤大众”“简陋的武器”等弱化暴力和淡化恐怖主义色彩的定性描述，妄图将该恐怖主义事件定性为民族冲突。而在一年前“伦敦砍杀事件”发生时，虽然民众伤亡、暴力性质不及昆明暴力恐怖案件，但美国媒体在新闻措辞上却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立场，纷纷使用“恐怖主义”“恐怖袭击”“残暴行为”“凶残谋杀”等定性和描述词汇，放大该事件的恐怖主义性质。

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时期，美国媒体更是完全充当了美国政府的“牧羊狗”，蓄意误导世界民众。研究表明，美国媒体在伊拉克战争时期，在文本叙事方面对美国政府的战争政策毫无保留、不加验证地予以支持，封杀、压制和排斥反对之声。大量报道将美军描述为正义之师，将侵略战争美化为爱国之战；而将萨达姆政府的官员、军队都描述为反人类的罪犯。美国媒体呈现出更多的是美军整装待发、纪律严明和战场上的英勇与顽强等一些表现正义与爱国的片断，却很少看到巴格达残破的街景、伊拉克士兵的大规模死伤和伊拉克百姓的流离失所[4]。

（四）报道态度的双重标准

国内外已经有诸多研究表明，一些美国媒体在报道涉华新闻时戴着有色眼镜，存在较为明显的态度偏见，而其所谓的“客观公正”更多是为其国家利益服务。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美国媒体在国际舆论场中妄加指责中国的抗疫举措，但对西方国家借鉴中国做法而推出的类似政策却给予舆论支持。典型如《纽约时报》在2020年3月8日同一天仅时隔20分钟，在Twitter平台就类似抗疫举措报道中，攻击武汉封城是“极大损害了人们的生活与自由”，却称米兰、威尼斯等封城是“冒着牺牲自己经济的风险在阻止这场欧洲最严重疫情的蔓延”。其双重标准显而易见。

二、美国媒体对外报道双重标准的国家利益考量

（一）服务于军事战争需要

从二战到海湾战争，再到反恐战争，美国经历的历次战争表明，庞大的媒体力量为美国赢得战争和夺取舆论主导权，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通过对传媒力量的运用，美国政府和军队成功地影响了作战双方以及中立方的舆论。早在二战期间，美国的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等在美国政府的授意下，对战争报道采取了双重标准，刻意丑化敌军，放大美化友军，以争取国内民众的支持和选票。

1941年日本突袭珍珠港后，美国媒体将日本人描述为“黄色害虫”，将美国海军塑造为上帝支持的正义之师。资料显示，二战期间，美军普遍存在从太平洋战区日军的尸体上获取“纪念品”现象，美国新闻中将日本人视为禽兽、爬行动物或昆虫类，并创造了如“日本兽群”（the Japanese herd）等词汇，欧洲的敌人被描述为“仍然是人类”，而日本人不属于人类。历史学家将这种非人道行为，归咎于当时美国媒体对日本人的“非人性化”（subhuman）宣传，美国媒体对此一直保持缄默[5]。

20世纪70年代后, 美国政府制定了所谓“兼顾新闻界与政府利益”的“战时新闻政策”，逐步加紧政府对新闻媒介的战时报道控制。阿富汗战争结束后，美国国防部专门雇佣公关公司成立了“战略影响办公室”，用以影响世界舆论。该机构为五角大楼提出各种建议，帮助美国运用所有可能的手段来影响世界舆论，包括向国内外媒体输送假新闻，向外国记者、国家领导人等传播美国的价值观，攻击美国认为对其不友善的国家等。

（二）服务于意识形态斗争

1947年7月，美国外交家和历史学家乔治·凯南发表了署名“X”的文章——《苏联行为的根源》，首次公开提出遏制苏联的战略构想，同时也引发美国舆论界关于怎样设计对苏联及社会主义国家政策的争论。而美国成功遏制苏联并最终取得冷战胜利的重要“武器”便是新闻媒体，美国媒体借助其话语优势与传播优势，在国际报道中潜移默化地采取双重标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报道刻意贬低其政治制度，放大阶级矛盾而忽略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但对盟国盟友的报道却隐匿其社会发展出现的诸多问题，片面放大资本主义的制度优势。

1953年，时任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国会证词中，首先提出了所谓“和平演变”的解放政策，指出要把美国的“自由和民主”以及“价值观念”作为“输入”的重点，使“共产主义从内部解体”。美国和平演变战略自提出后不断发展，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和侧重点，而美国媒体始终作为该战略的最为重要的一线执行方之一。在国家利益的导向下，美国媒体的双重标准成为其国际舆论宣传战运用的具体手段之一，不仅仅针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还指向自己的盟友和所谓的“自由国家”，在意识形态上加强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对美国的认同，巩固资本主义阵营。

在国际舆论场中，美国媒体作为美国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成功对外输出了美国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和世界观，却规避了美国自身的发展问题，及对其他国家的侵略与破坏。随着互联网、自媒体的不断发展，美国媒体更是将国际报道的双重标准发挥得淋漓尽致，阿拉伯之春、茉莉花革命等的发生，无疑与美国媒体的网络舆论引导密切相关，但所谓的民主化运动被煽动起来后，突尼斯、埃及等国民众生活却更加贫穷，社会矛盾非但没有化解反而日益加重，而美国媒体对此却避而不谈。

（三）服务于国际战略需要

美国媒体对外报道中的双重标准，实际上与美国政府国际战略中所秉持的双重标准一脉相承，最终落脚点都是服务于美国国家利益。长期以来，各国学界、业界常常被美国大力宣传的“新闻自由”所迷惑，误认为美国新闻界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信息自由法》等的庇护下，拥有至高无上的“第四权力”。

关于美国媒体与政府的关系，学界曾有一个经典的论断即美国媒体与政府是“共生”的“情人”关系[6]。在法律层面，美国媒体的确受到多重保护，具备监督政府甚至“扒粪”的可能。但实际上，在推行美国国际战略时，美国媒体和政府一般都保持着密切的“情人”或“共生”的关系，而不是大众普遍印象中对政治权力进行监督的“看门狗”角色。美国世界级的主流媒体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美联社、CNN等，本质上都是商业机构，天生就具有逐利性，为美国国家利益站台，实际上也就是为其自身谋利；同时，其作为美国的主流媒体，必然要传播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在国内政治言论中，美国媒体扮演的角色更像是“净臣”和“谏士”，会对内政提出不同的批评意见，但在对外报道中，美国媒体的报道准则必然遵循美国国际战略导向，而其展现出的双重标准几乎难以避免。

（作者毛伟系博士，新华通讯社编辑，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实习编辑 苏心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