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务人员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为当地老人接种中国科兴公司生产的新冠疫苗。新华社  资料图

世界各国都已经开始推进自己的新冠疫苗接种计划。根据Our World in Data的数据，全球新冠疫苗接种总剂数已达到66亿剂，世界35.9%的人口已完成新冠疫苗接种。富裕国家的疫苗接种率已经相当令人满意，但是在非洲，平均只有2.5%的人口接种了疫苗，疫苗接种不平等的现象令人担忧。

为了实现在全球范围内公平获取新冠疫苗的目标，世界卫生组织与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等组织2020年4月牵头发起“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COVAX）。然而，在成立至今逾一年半的时间里，COVAX机制的实际运转困难重重，受到的批评也越来越多。

总部位于伦敦的非营利调查媒体新闻调查局（TBIJ）10月8日发布的一篇报道称，多个国家的官员都对COVAX的运行感到困惑和沮丧，他们批评了该机制的低效率和信息不透明。

GAVI数据显示，COVAX已向141个国家和地区提供了超过2.86亿剂新冠疫苗。但全球公共卫生专家建议，较贫穷国家应该获得50亿至60亿剂疫苗。根据世卫组织最新的供应预测，如果生产商和高覆盖率国家不采取紧急行动优先向COVAX提供疫苗，COVAX预计在2021年仅能获得14.25亿剂疫苗，远远无法达到20亿剂的初始目标。

COVAX机制为何不尽人意？

在TBIJ的报道中，低收入国家98%的人口仍未接种疫苗，COVAX为全球疫苗总量的贡献仅不到5%，被一位专家描述为“天真的雄心勃勃”。

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教授查道炯10月12日在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与全球农学院举办的“全球公共品与国际发展”年会首场对话中指出，COVAX以世行的人均收入水平为参数对参与成员国进行分类：高收入国家、全自费国家、中低收入国家。其中，中低收入国家享受价格优惠的程度，取决于COVAX从高收入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筹资情况。

2021年10月12—14日，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CIDGA）/中国南南农业合作学院（CISSCA）以“全球公共品与国际发展”为题，举办了CIDGA 2021年会暨发展知识讲坛2021年第56—65期十场对话。会议主办方供图

“COVAX机制，虽然是一种创新，但它对新冠疫苗的提供商在定价和供货优先顺序上，还是延续了既有的安排，最终运行的结果很尴尬，原因在于高收入、中收入国家还是选择回到了原来的渠道。”查道炯表示。

COVAX原本的目标在于让新冠疫苗在全球公平分配，但一些较富裕的国家却能够一边直接向疫苗生产商采购疫苗，一边还能通过COVAX机制获取疫苗。今年2月，韩国就与COVAX签订了2000万剂的疫苗供应合同。这也导致一些国家自行购买的疫苗剂量足够覆盖全国人口的数倍，而另一些国家的接种率还不足3%。

《日经亚洲评论》10月7日报道称，根据英国医疗调查公司Airfinity数据，美国等发达国家采购的新冠疫苗严重过剩，到2021年底甚至将有超2亿剂新冠疫苗面临过期风险。

另一方面，查道炯认为，新冠疫苗的专利没能得到豁免，影响了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疫苗产能充分利用。事实上，发展中国家疫苗生产商联盟有近15个国家的40家企业具有疫苗加工能力。据国际科学与发展网站（scidev.net）报道，由于新冠变异病毒德尔塔毒株导致感染激增，全球疫苗的关键生产国印度开始转向国内需求，只交付了承诺出口4000万剂疫苗中的2800万剂。

查道炯在首场对话“公共品与全球发展新叙事”上发言

10月13日，印度官员表示，随着该国国内库存的积累，印度已开始恢复少量疫苗的出口，并将在未来几个月大幅增加出口。

目前，中国企业正在调动发展中国家的产能，填补这个缺口。根据播锐智咨询（bridgebeijing.com）的统计，中国的三家疫苗生产企业与四个大洲的15个国家建立了联合生产安排，其中，在埃及、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巴西、墨西哥已经实现了量产。在COVAX难以填补缺口的背景下，在本土生产疫苗也成为了一些发展中国家获取疫苗的并行方式。

多边合作依然是“解药”

2020年5月，中国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期间宣布，中国新冠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为实现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担负性作出中国贡献。2020年10月，中国同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签署协议，正式加入了COVAX。

“COVAX并没有完全失败，相反，它正在获得更多的动力。”商务部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王忱在答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提问时指出，中国很早就加入了COVAX，也大力支持中国生产商获得紧急使用清单（EUL）认证，“这确实比我们预期经过了更长一段时间，并不是因为疫苗质量的问题，而是我们在国际合作方面依然欠缺经验。”王忱认为，虽然COVAX运行有困难，但中国与其他各方需要共同努力支持这个多边机制。

“我们仍然相信COVAX和多边主义的方式会是疫苗问题最好的解决方案，因为我们认为这种方案在分发的阶段更加能够满足需求。”欧盟驻华使团发展参赞艾伦·凯莉答澎湃新闻提问时表示。凯莉也承认，COVAX在实际运行的过程中确实出现了很大问题，但她指出，“疫苗问题现在成为了一个被政治化的议题，我们能够让它更好去政治化的方式，就是专注于多边合作。只有更加中立，才能更加公正。”

欧盟驻华使团发展参赞艾伦·凯莉在参加“多边合作与三边合作共助非洲可持续发展”对话

事实上，COVAX并不是全球公共卫生历史上首个类似的机制。查道炯在会上告诉澎湃新闻，2009年的H1N1流感大流行是一次“更惨的遭遇”，“只有投资、发明，有生产能力的国家才有资格使用疫苗，等用完了，有富余才会给其他国家使用。”但幸运的是，那次疫情波及的国家不多，不像新冠疫情如此严重。

面对历史性的新冠疫情，COVAX的实践已经是一次积极的尝试。但多边机制本身具有复杂性，而COVAX机制运行的更加复杂之处在于，它不仅要考虑国家因素，还要与疫苗生产商、私营部门建立联系。

“公共产品这个概念是有用的，对我们认知这次疫情应对，或者全球卫生和健康合作过程中有帮助，但它不是灵丹妙药，也不是‘解药’，还是维护了不同利益。”查道炯指出，“下一步我们还是要研究怎么样磨合不同国家、不同企业，不同社会之间的利益，才能实现对公众有益的理念。”

（原标题《COVAX是积极尝试但不尽人意，多边合作依然会是出路吗？》）